敵人“會剿”井岡山的消息，很快傳到了邊界紅軍總部。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滕代遠等都感到事態的嚴重。敵6個旅18個團之眾即將撲來，而我紅軍充其量只不過4個團，兵力懸殊太大了。紅軍的領導者們無不鎮靜地思慮著破敵之策。

    這時，中共中央“六大”決議等許多重要文件送至邊界。為此，毛澤東與朱德、陳毅、彭德懷等商議，決定：立即召開軍隊與地方黨的聯席會議，傳達“六大”決議，研究迎戰方略。

    1929年1月4日，“由前委召集四、五軍軍委、CP、CY特委常委及寧岡、永新、遂川、酃縣、蓮花縣委、茶陵特別區委及四軍二十八團、三十一團、三十二團二營及五軍五個大隊的代表”的聯席會議在寧岡縣柏路村橫店召開。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滕代遠、袁文才、王佐、何長工、譚震林、陳正人等60多人出席了會議。會議由前委書記毛澤東主持。

    會議的主要議程是：1.傳達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有關決議；2.通過前委給中央的報告（即《井岡山的斗爭》）；3.討論在強敵壓境的情況下，如何迎擊敵人的“會剿”。

    在討論如何迎擊敵人的“會剿”時，與會人員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主要分歧意見有：有的主張憑險死守，有的主張到湘鄂贛去，有的主張到湘南去，有的主張到贛南去。

    毛澤東在會上發了言。他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在當前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憑險死守不利于我，且敵來勢洶洶，表現出下了極大的決心，加上寒冬季節已到，我軍物資菲薄，雖有群眾援助，但難以取勝。但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又不能放棄。要保住經營年余的井岡山根據地這塊紅色政權，不能死守，必須采取積極的行動，鉆敵人的空子。敵人從這邊打來，我們就從那邊打出去，迂回敵后，使敵人窮于應付，求得在外線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敵人的“會剿”；實行“圍魏救趙”的策略計劃，影響邊界，以解井岡山之危。

    毛澤東的主張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贊成。會議既否定了據險死守而不能解決經濟困難的消極防御觀點，又反對了主張全部轉移而不要根據地的逃跑主義，一致贊同毛澤東提出的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相結合的策略方針，實行“圍魏救趙”。

    會議決定：紅四軍和紅五軍進行混合編制，五軍三縱隊編為四軍三十團。彭德懷任紅四軍副軍長兼三十團團長，滕代遠任紅四軍副黨代表兼三十團黨代表。由彭德懷率領紅三十團和紅三十二團防守井岡山；紅四軍大部出擊贛南，吸引敵人，返身從敵后打來，共同“破圍”。

    為什么決定紅四軍出擊贛南呢？考慮到湘鄂贛邊界距大城市較近，位于武漢、長沙和南昌中間，東有贛江和南潯鐵路，西有湘江和粵漢鐵路，北有長江天險，南有株萍鐵路，敵人運動方便，地區狹小，紅軍不宜前去。湘南敵人兵力強，易于聚集，群眾斗爭尚未恢復，因此也不宜前去。而贛南卻比較適宜，一是山區路近；二是物資豐富，有足夠的經濟給養力；三是距大城市較遠，敵人聚集困難；四是贛敵戰斗力較弱，外省軍隊地形人情不熟；五是贛東北有方志敏領導的紅軍，吉安東固一帶有江西紅軍二、四獨立團，可以相互配合和策應；六是中央6月4日來信中，亦有向贛南發展的指示。于是，會議在認真討論分析的基礎上，認為去贛南最為適宜?！霸L問陳伯鈞記錄”，1962年4月28日，內部館藏資料。

    柏路會議于1月7日結束。會議期間，毛澤東還召集朱德、陳毅、彭德懷、譚震林、王懷、龍超清等人開了一個小范圍的會議，就“六大”決議案中關于“殺戮土匪首領”問題（因袁文才、王佐在場，毛澤東省去未念，說：“休息一下”），對袁、王的具體情況進行了討論。會上，王懷、龍超清主張殺袁、王。毛澤東提出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機械執行上級指示的意見，認為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是，不屬“土匪”之列；王佐參加紅軍后，表現積極，也在斗爭中加入了黨的組織，因此袁、王都不能殺。到會的大部分同志都贊同毛澤東意見。毛澤東“做了許多工作”。“最后，會議決定不殺袁、王?！标愓耍骸睹飨瘎摻ň畬礁鶕氐膫ゴ髮嵺`》。

    柏路會議后，邊界各縣黨組織，在群眾中進行廣泛動員，會同部隊再次加固了工事和挑糧上山，為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物資準備。

    柏路會議采取“攻勢的防御”戰略，是積極的策略，也是切合當時實際的策略。后來的事實證明，假如紅四軍不主動撤出，后果是難以想像的。雖然紅四軍出擊贛南后，由于情況的變化，未能實現“圍魏救趙”的計劃，但紅四軍在贛南閩西一帶，經過多次戰斗和艱苦工作，逐漸開創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因此說，柏路會議是土地革命時期的一個重要會議。當然，當時柏路會議采取這一策略，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經濟給養和打破敵人的“會剿”，以解井岡之危。

    有人說：“上山偉大，下山也偉大。”此話不無道理。從另一角度說，上山是創新，下山也是創新。紅四軍下山出擊贛南，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開創了一個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