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為從陜甘根據地走出來的正式代表，王俊出席了黨的七大。

王俊，原名霍建德，陜西清澗縣人，1911年生。他小時候非常聰明，9歲在家即認字，11歲上本村私塾，13歲上縣立初小，15歲考入縣立高小。王俊出生之時，正是一個動亂的年代。腐敗的清王朝把中國推向崩潰的邊緣。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但是，軍閥混戰，戰火紛飛， 人民繼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處在這樣一個動亂的年代，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命運，是每一個熱血青年必然要思考的重大問題。這一期間，王俊同一些進步學生頻繁接觸，一塊縱論國家大事，積極參加清澗縣教育界一些進步青年舉行的集會游行和宣傳活動。由于他思想進步，表現突出，1926年秋，上一班同學王希勃（他的入黨介紹人）介紹他參加了進步團體兒童團和青年社，并任兒童團團長。從此，王俊走上了革命之路。

1927年春，清澗地區的革命形勢逐漸高漲，黨的活動也增多了。王希勃介紹他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當年暑期，他還參加了短期政治訓練班，學習了 “馬克思主義淺說與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樹立了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正如他在自傳中所寫的：“我的思想轉變開始時參加一些反帝反封建活動是盲從，中間階段是對共產黨人的敬仰，如黨團員中的校長、教員和學生都是很有能力、對人和藹、關心人、大公無私的正派人。以后受了短期培訓，對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的美好前景印象很深，特別是對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很羨慕。 而對于那些逢迎獻媚、使用權力壓迫人的人，很討厭和仇視。”

1928年春，他考入延安省立第四中學，并擔任團小組長， 經常參加各種鬧學潮活動，推動了清澗地區的革命斗爭，表現 了對敵斗爭的勇敢堅定性。1929年春，由王希勃介紹，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他感到無比欣慰和光榮，并暗下決心，一定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和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貢獻自己的畢生精力。盡管由于他經常領導鬧學潮，引起了家庭和至親的不滿，也影響了學業，但卻增加了革命斗爭知識，鍛煉了革命意志，得到了黨的關懷和同志間的溫暖。他始終認為：雖然他不能繼續求學，但他覺得他做的都是對的，對革命并無愧心。

由于他經常參加各種革命斗爭活動，引起反動派的注意， 成為追捕的重點對象。1934年春，軍警包圍了他所住的村子和家，并搜查了他的書箱。特委見他已暴露，決定讓他和其他幾個人馬上離開家鄉，去參加步兵訓練班。但這一離開，就再也沒有回過老家。

1934年2月25日，陜甘邊革命委員會在南梁成立。配合革命斗爭的需要，為了培養好下一代，劉志丹、習仲勛等領導同志對邊區的文化教育事業高度重視，委派邊區政府的文化委員長蔡子偉同志，在四合臺的老莊河借用群眾窯洞三孔，于3月辦起了邊區第一所工農兵學?！袑幮W。王俊任首任校長，高敏珍任教員，有學生10多人。同年4月，國民黨地方軍與譚世麟任司令的慶陽隴東民團兵分八路，對南梁革命根據地發動了反革命“圍剿”。列寧小學被迫停辦。7月，劉志丹、 楊森率領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在邊區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英勇反擊，一舉粉碎了敵人的反革命“圍剿”，學校在閆洼子恢復開辦。11月7日，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在南梁的荔園堡宣告成立，列寧小學又遷移到轉嘴子。王俊繼續任校長，婦女委員長張景文接替高敏珍任教員。在蔡子偉同志的具體領導下， 他們與村主席馬振元一道，動員轉嘴子張建堂、喬維孝獻出莊基一處（瓦房三間，窯洞三孔），擴大了校舍。他們還上門入 戶，動員南梁地區貧苦農民的子女入學。

王俊辦事果斷，文化素養好，富有幽默感，在群眾中很有威望。學校在他的領導下，開設有國語、算術、體育、歌詠等課程，教材都是按照華池的風俗民情和當時的革命斗爭形勢編寫的。當時的國語課就有：“馬克思是誰呢？是世界革命的領袖。他終生領導著我們窮苦人革命，還把窮人革命的辦法指示出來?！睂W校結合實際，一面教文化課，一面帶領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和生產勞動，經常上集市、下村莊，向群眾宣傳“鬧革命，打江山，窮苦人兒把身翻，要想把窮根剜，跟上紅軍上前線”等革命道理。

1935年，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在錯誤路線指導下開始了“肅反”。紅二十六軍大部分負責人和當地政府的許多領導人包括劉志丹在內均遭錯誤關押。當時王俊也被捕，在禁閉室關押達50多天。關押期間，他堅信自己從事的事業和做的工作是正確的，現在關押是一種誤解，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決不能因此而動搖。后來，黨中央到達陜北后，及時制止了這起錯誤的“肅反”行動，挽救了大批黨的好，他同時獲救，隨后被分到少共中央局，同胡耀邦一起工作。每逢談到這 一遭遇，王俊總是這樣講：“一個人投身革命想平平穩穩過日子是不行的，總會遇到正面或反面的挫折，有時甚至是自己人 的誤解。但是只要堅定革命意志，只要沒有私心，就會立于不敗之地，就是最后的勝利者?！?/span>

西安事變后，陜西省委成立。當時，王俊任省委委員、 青年部長兼西安工委書記。按照黨中央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王俊在學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當時西安各學校的革命運動像雨后春筍般地蓬勃發展起來，從而有力地配合了黨中央的各項工作。在此期間，王俊頻繁到各院校發動學生，研究問題、解決問題。這就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多次遇到敵人的盯梢、包圍和搜捕。有一次，王俊剛出了一個學校的大門就被一個特務盯上了，于是他想辦法同特務玩起“捉迷藏”，帶著這條“尾巴”轉了幾條街，最后在一家電影院里利用散場時的人流，把“尾巴”甩掉了，安全回到住地。

1938年春天，根據陜西省委決定，成立中共沿河地委， 王俊任書記。沿河地委轄區為韓城、合陽、澄城、朝邑、大荔、平民六縣，除大荔、平民縣很少、沒有建立縣委以外，其他四縣各有三五百不等。這時，日軍已侵占了山西省的大片土地，隨時都有過黃河侵犯陜西的可能，沿河一帶成了保衛陜西省和西北地區的國防前線。為此，省委交給地委的任務，就是發展黨的組織，發動群眾，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 爭取和掌握武裝，準備開展游擊戰爭，抗擊日軍新的進攻，提出了 “鞏固保衛陜西，保衛大西北”的政治口號。面對艱巨的任務，在人地兩生、語言不通、溝深路遙、行無車馬的困難條件下，王俊和同志們天天走村串鎮，白天步行幾十里，晚上還要召集開會布置工作。那時省委雖然也給每人發生活費， 但往往吃了飯沒有衣穿，穿了衣沒有飯吃，饑一頓飽一頓，成為常事。就這樣，他走遍了東府各地，結交了許許多多和革命群眾，甩掉了敵特無數次追蹤，歷盡了千辛萬苦，終于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據地。

在陜西合陽對敵斗爭的日日夜夜，王俊三次被敵人搜捕而又安全脫險。第一次是在合陽大眾書店，由于他愛人肖林的疏忽，竟把他們住的地址告訴了她原在青訓班的一個“熟人”， 卻不知這個人竟是一個叛徒。敵人立即派出軍警包圍了大眾書店。王俊和管建勛（地下工作者）發現情況緊急，及時采取了應急措施，并讓肖林喬裝成買書的顧客騙走了敵人。當敵人發現上了當，等再轉過來時，卻撲了個空。第二次是他們在東宮小學開會，突然發現有生人進校，王俊立即宣布休會。然后安排大家分頭轉移，他自己則爬上房頂越屋離去。第三次是發生在東同蹄村。王俊到省委匯報工作，愛人肖林獨自一人在家。 敵人突然包圍了村子，肖林很鎮定，首先立即轉移了文件，然后給手槍上好了子彈，準備情況緊急時同敵人拼命。盡管敵人來得突然，但由于事先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同志們和群眾的掩護下，終于瞞過了敵人，化險為夷。

王俊從十幾歲參加革命開始，總是奮不顧身，舍生忘死，充滿激情地投身于革命斗爭中，出色完成了組織上交給的各項任務，并被上級領導稱為“是一個敢打硬仗的好”。

1939年，王俊被選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40年至1941年被組織選派到中央黨校七大班學習。在黨校，他如饑似渴地學習了很多文件，如《兩條路線》《六大以來》等。通過學習這些文件，他對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斗爭有了初步認識，懂得了什么叫路線斗爭，什么叫“左”傾路線，什么叫右傾路線，它們對革命有什么危害。并結合到黨成立以來的斗爭實踐，認識到，凡是執行正確路線，革命就勝利、就前進；凡是執行錯誤路線，革命就失敗、就倒退。要想革命成功，要想不犯錯誤， 不用馬列主義武裝自己的頭腦是不行的，沒有正確路線指導是不行的。后來，他還在學習文件的基礎上聯系自己的思想實際，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通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又有了深刻認識，懂得了什么是正確的思想方法，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什么是主觀主義，什么是宗派主義，什么是黨八股，等等。1945年4月，王俊正式出席了中共七大。

1948年，我軍在全國各個戰場上節節獲勝，國民黨已潰不成軍。在西北戰場，第一野戰軍在彭德懷司令員指揮下勢如破竹，捷報頻傳。被敵軍占領的城鎮一個個獲得解放，大片土地回到了人民的懷抱。為了擴大戰果，打通進攻甘肅、青海的道路，解放大西北，第一野戰軍前敵委員會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決定，要盡快解放陜西省重鎮朝邑縣，并提出了力爭和平解放的方案。為此，一野前委和西北局專門選調王俊和范明兩位同志組織起義指揮部黨委，二人分別任正副書記。接受任務后, 王俊同指揮部黨委成員進行了周密研究，制訂了策劃起義的方案：同陜西朝邑縣地方武裝保警隊和常備隊的負責人楊海潮和韓增友（均系我黨地下）取得聯系，商討起義行動，決定層層發動、組織骨干，孤立少數反動分子，并一個班一個班地進行策反，以便爭取廣大士兵都能參加起義行動。

在起義指揮部的正確領導與策劃下，這兩個地方武裝已牢牢控制在我黨、我軍手中，終于在1948年10月6日成功舉行武裝起義，1300多名士兵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次起義，一槍未發地解放了朝邑縣城，對西北地區國民黨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掃清了進軍蘭州的障礙。對這次起義，彭德懷司 令員曾給予高度評價，予以表彰。當時，我軍一些報刊對此也作了介紹。這是王俊為解放蘭州立下的功勛。

王俊出身于農民家庭，又是一個讀過書的知識分子。他從十幾歲開始就深受進步思想的影響，在數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經歷了十年內戰、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這幾個中國革命的重要歷史階段。他以他的思想和言行，莊嚴地履行了一個 共產的革命諾言，無愧于一個共產的光榮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