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華民族在海外的兒女遍布五大洲，而南洋的華僑就有800多萬，是華僑居住比較集中的地方?？谷諔馉帟r期，華僑愛國領袖陳嘉庚，團結南洋800多萬華僑，建立起救亡助戰的組織——南僑總會，號召華僑青年回國助戰。一批又一批的華僑熱血青年，為了祖國的生存、民族的解放，離別親人，放棄海外較優越的生活條件，跋山涉水，歷盡千辛萬苦， 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同敵人浴血奮戰。

追逐理想的白刃

1918年10月，白刃生于今福建省石獅市永寧鎮一個小商人家庭，8歲時開始讀私塾。1932年冬天，年僅14歲的白刃從廈門乘英國輪船去菲律賓謀生，在馬尼拉半工半讀， 幸運地碰到董冰如先生（原名董鋤平，1921年中共，曾參加大革命和南昌起義）。在董老師的影響下，白刃參加《救亡月刊》的編輯并推銷進步報紙《救國時報》。每期《救國時報》來了，白刃都貪婪地閱讀，汲取抗日救國的革命道理。“從外電里，讀到日寇得寸進尺，不但占領了東北四省，偽化了冀東，而且在北平城外豐臺、廊坊進行軍事演習，踐踏祖國的土地，摧毀農民的莊稼。譯電訊時，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義憤填膳，恨不得早日回國，拿起刀槍殺敵人！”1937年，白刃聽說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轉移到延安，延安成為中國的紅都， 成為抗日救國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到延安去，一粒希望的種子在白刃的心中萌芽。

一個偶然的機會，叔父響應宋子文的號召要在海南島組 織一個民生公司，讓白刃當粵語翻譯，旅費由公司負擔。正愁沒有回國的旅費，白刃便高興地答應了。1937年3月初，學期考試完畢，白刃乘船離開馬尼拉到達香港又去?？?。當時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最遠的就是從東南亞出發，比如馬來西亞、 菲律賓，大都是先到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然后通過越南進入昆明，再往西安、延安走。白刃在海南島耽擱了兩個月，5月間， 經香港乘船到廈門、上海，再轉乘火車到了南京。在南京一個月，離開鈔票寸步難行，每天都能看到從北方逃來的難民，南京居民也惴惴不安。白刃每天注意看報紙，讀著北方的戰況， 希望能找個機會去陜北。8月，因為聽說南京要打仗，白刃和同學離開南京到上海?！鞍艘蝗鄙虾？箲鸨l后，白刃不得不回到廈門，并考上了集美初中三年級。開學不久，一位同學收到了一本《群眾》雜志，其中有一篇延安抗大生活的通訊， 還登著招生簡章。白刃讀過后，決定初中畢業后，無論如何也要到陜北去。但“福建禁止壯丁出境，我當時19歲，正是被禁之列。形勢不容久留，又不好明言，我只告訴父親要去漢口找老師，對其余的人說要回南洋?！睔v盡周折，白刃乘船到汕頭到香港再到廣州，9月下旬，他和同學到廣州東山百子路八路軍辦事處，開了一張進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介紹信，立刻到漢口向西安進發。到西安后，他們到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等候編隊，接待人員告訴他們，從西安到延安，沒有汽車，要徒步行軍，盡量輕裝。

從西安到延安，徒步八百里，是白刃未進抗大先上的第一課。編隊那天上午，八路軍辦事處發給每人一套灰色的棉軍衣，一頂帶護耳的棉帽，一個八路軍學兵隊的符號，一個青天白日帽徽。他們這隊學兵30多人，都是20多歲的青年。大家來自祖國各地，操著不同的口音，但是心情一樣：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準備和日寇血戰到底！下午出發，隊伍向城外開拔， 踏著整齊的步伐，唱著救亡歌曲，一個個勁頭十足。

西北是大陸性氣候，早晚涼爽，午后燥熱。出了西安古城，人人汗流泱背，個個喘著粗氣。隊伍開始亂了套，好在大家互相鼓勵、互相幫助，奮勇前進。一天，隊伍走到耀縣，遇上了麻煩，兩個國民黨哨兵宣布要檢查，他們從白刃的行李中翻出一本《去西班牙》，認為是宣傳赤化的危險書，就把白刃帶到縣政府盤問：

“’你是共產黨吧？’

“’我是個愛祖國的華僑青年?！?/span>

“’你不是共產黨，為什么非到延安去？’

“’蔣委員長說過，抗戰是地無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現在是國共合作，我愿意去延安，你們不應阻攔！’

“’不是阻攔，是忠告！延安很苦，連小米飯都吃不飽，你們華僑吃不了那樣的苦?！?/span>

“’我回國抗戰，決心為祖國拋頭顱灑熱血，死都不怕，還怕什么苦呢？’

“哨兵裝出一副笑臉說：'欽佩，欽佩！精神可嘉！不過我還是勸你到中央軍好，像你這樣有志的青年，到中央軍，一定大有作為。附近就有中央軍，

“我也客氣地說：’謝謝！半路開小差?！?/span>

“當時國共摩擦剛開始，看到我鐵了心去延安，只好作罷。”

以后幾天都很順利，從耀縣北行，經銅川，過宜君，到黃陵，進洛川，到公路的高處，心里激動萬分，途行軍勝利了！內心里呼喊著：’延安！我的母親，遠方的游子來到你的身你愿意去，我可以推薦?！?我已經當了八路軍的學兵，不能國民黨還不敢那樣放肆。那科長走了十幾天，終于到達革命圣地延安。“我走眺望著沿河東岸的寶塔山、西岸的延安城墻，盼望一年多的目的地到達了！平生第一次長辛苦和汗水化為歡樂，止不住眼里閃著淚花，內心里呼喊著“延安!我的母親，遠方的游子來到你的身邊了!

白刃一行5人到達延安之后，被分配到抗大第五大隊。 他們在延安只住了十幾天，馬上隨第五大隊行軍到了甘肅省慶陽鎮，參加修建校舍的勞動。1938年12月，第五大隊奉 命挺進敵后創辦第一分校。他們又跟著行軍，冒著嚴寒，再 次通過敵人的封鎖線，直到1939年2月抵達太行山區的長治、潞城一帶，才停下腳步開始學習。這5名華僑青年，出于抗日救國的熱情，又有了艱苦斗爭的思想準備，在半年的行軍、勞動中，磨煉得更加堅強，勝利地完成了進入抗大的第一課。

奔赴圣地的鐘萍

鐘萍，女，新加坡華僑，1938年到達延安，從抗大畢業 后，參加了海外工作團；1948年8月回國。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之后， 繼續將魔爪伸向關內，猖狂侵犯冀東等地，野蠻蹂蹣當地的父老同胞。當年，鐘萍在新加坡南華女子中學讀書，在愛國華僑老師的啟蒙下，她開始懂得了家國仇、民族恨。她和同學們走上街頭，宣傳抗日救國，發動愛國募捐，支援祖國抗戰。 1937年，七七事變的槍聲，震撼了海外華僑的心?！爱敃r，我 和同學們都無心念書，一顆火熱的心早已飛到烽煙彌漫的抗日 戰場了。祖國在受難，同胞在流血，炎黃子孫豈能袖手旁觀？走！回國抗戰去！ ”但是，千里迢迢，障礙重重，烽煙滾滾，從新加坡到延安談何容易！為了籌集回國的費用，一連幾個月，鐘萍白天上學，晚上到建筑工會教夜校，假日打零工，拼命積攢。為了瞞過家人,同學一次次掩護她把行裝、錢物轉移出來，放在一個秘密的地方。終于啟程了，經過7天的海上顛簸，1938年1月10日，鐘萍等3人登上香港碼頭初冬的香港，比新加坡冷得多，他們置辦了冬衣，便進入廣州。在廣州八路軍辦事處，云廣英同志接見了他們，幫助他們安排去延安的旅程。辦好手續后，他們連夜乘火車北上武漢。在學習、等待中，度過了在武漢的時日。據鐘萍回憶，最令他們痛心的是：在廣州、武漢后方的國民黨達官貴人、巨豪商賈卻依然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街上，一方面是成群在寒風中凍得東倒西歪的難民、乞丐；另一方面則是那些國民黨的軍官們，在歌廳、舞廳、賭場、餐館進進出出、大吃大喝、狂舞濫賭，盡情作樂，國家民族的深重災難，敵寇的炮彈爆炸，人民的痛苦呻吟，似乎同他們毫不相關。離開武漢到達西安已經是1月底了，越往西北走，越接近延安，天也越來越冷，但心卻越來越熱，心情越來越急迫。他們天天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催問去延安的日期。這一天終于等來了，鐘萍他們搭乘汽車去延安，當延安的寶塔出現在眼前的時候，他們歡呼雀躍，把全車人的情緒都感染了。

延安的天格外晴朗，延安的空氣特別清新，他們好像走進了一個新天地。鐘萍被編入抗大二大隊學習，她住進了窯洞，穿上了軍裝，吃上了延安的小米。那個時候，她覺得，自 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雖然，粗糙的小米飯、窩窩頭比不上新加坡的’沙喙’（山茶）、’貴刁'（米粉），簡陋的土窯洞比不上新加坡的洋房，單調的軍裝比不上新加坡的花裙……但對我來說，精神上的充實是在海外無法相比的。因為我明白， 我甘愿回國吃苦，為的是什么?！?/span>

鐘萍說，八個月的抗大生活，她好像換了一個人。進延安的時候，她還是個稚氣未脫的華僑姑娘，而畢業的時候，她已經是一個革命戰士、共產了。當她在黨旗下宣誓的時候， 深深感到事業的分量、肩上的重任，決心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回國抗戰的譚嵐

“快看喲，寶塔，寶塔山！”同伴中間有人高興地喊叫起 來。?。⊙影驳搅?，譚嵐終于來到革命圣地延安了。這是1938 年9月，譚嵐當時是一個年僅16歲的華僑女學生，是由泰國曼谷取道香港歸國，歷經艱難曲折才來到革命圣地延安的。

譚嵐祖籍廣東開平，在舊社會由于連年災荒，農民難以度日，譚嵐一家不得已出洋到泰國謀生。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全國人民奮起反抗，驅逐強虜。在海外的愛國華僑也紛紛回國參加抗日和在當地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救國活動。1937年，譚嵐在曼谷中華中學讀書時，結識了許多華僑進步老師和同學，在他們的啟發影響下，參加了支援祖國抗戰宣傳和募捐活動。七七事變爆發后，世界語老師邱及對一些積極要求回國參加革命的同學講：“你們想回去救國，怎么救？我看要投奔到延安去。共產黨領導紅軍已經長征到延安，延安是抗日救國的根據地?！庇谑?，在一個細雨濛濛的早晨，譚嵐和另一位同學瞞著各自的親人，擠上了從曼谷開往香港的一艘貨輪。海上漂泊和輾轉周折幾天之后，他們找到了八路軍駐香港聯絡處，由廖承志介紹取道廣州到達了西安七賢莊的八路軍辦事處，同先期從湖南、上海、河北、河南等地來的青年學生進行了統一編隊。辦事處的負責同志對他們講：“你們初來乍到， 先不要隨便上街，’八辦'門口和外面很不安全，你們別看那些擦皮鞋的、擺煙攤的，他們中有不少人是國民黨的特務暗探，專門干綁架和逮捕革命者和進步青年的事，阻止你們去延安。所以，大家的行動要格外小心?！?/span>

譚嵐跟隨大家在一天晚上從“八辦”出發踏上了北去的征途。開始幾天，全是晚間行路，白天休息。因為從西安到銅川沿途布滿了國民黨的一道道關卡，聽說以往已有不少青年在途中被扣留、鞭打或投進集中營。在經過三原、耀縣時，他們沒敢進城，從城外繞小路而行。過了耀縣、銅川后，沿途都還比較順當，敢在白天公開走了。上路兩三天，譚嵐腳上就起了好多血泡，疼痛難忍。在同伴們的熱情關懷和鼓勵下，她咬緊牙關堅持著。三四天過后，腿腳疼痛逐漸好了，爬山越嶺也不覺得很累，遇到雨天泥濘路，摔一跤爬起來繼續走。好在當時是夏天，輕裝簡行，到了宿營地，隨便有個地方和衣而臥，歇一會兒又上路，并不感到太苦。當時大家都只有一個心愿：盼望著早一天到達延安。幾乎每走一段路，都要找人打聽：“到延安還有多遠？”

西安、三原、銅川、宜君、洛川……交道塬、榆林橋、 三十里鋪、杜甫川……一路不知翻了多少架山峁，穿過多少條河溝，經過多少村莊，繞過多少彎道，終于，眼前的道路豁然開朗起來，一片依山層層相接的窯洞出現了，金色的夕陽照耀著高高屹立在山巔上的古老寶塔。山下，一條清亮亮的溪流， 在眼前閃光，發出柔和的呼喚。啊！這就是我們翹首以盼的延安！看到寶塔山和延河水的那一剎那，譚嵐禁不住熱淚盈眶。 到達延安后的譚嵐歷任綏德警備司令部療養所文化教員、延安留守兵團野戰醫院組織干事、第三八五旅司令部秘書、中原局川工委秘書、聯防軍司令部政治處干事等職。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前后到延安學習和工作的華僑約600人左右，他們在延安學習后，大部分自愿報名到前方各抗日根據地進行抗日工作；一部分則因工作需要回南洋工作；另一部分則留在延安，在中央機關或邊區政府機關工作，或留在馬列學院、黨校、魯迅藝術學院、外國語學院等院校繼續深造。據延安華僑救國聯合會1942年6月的會員登記表，當時留在延安中央機關、學校和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歸國華僑有220人，在延安以外各縣工作的有60人。這280人中，馬來西亞和泰國的華僑最多，越南次之。從成分看，學生和工人占多數；從文化水平看，中學程度占多數。

抗戰期間，廣大華僑青年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毀家紓難，報效祖國，為中華民族解放而犧牲奮斗。他們那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不怕犧牲、拼搏進取的精神，同延安精神一樣，永遠激勵著我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