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6月，35歲的陳獨秀從日本返回上海，對北洋政府與日本剛剛簽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十分憤怒。但與一些激進的愛國青年不同的是，他沒有停留在抗議和反對上，而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要進行政治革命，必須“從思想革命開始”，首先“要革中國人思想的命”；“要改變思想，須辦雜志"

每當社會發生大變革的時候,總要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強大思想運動。

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以資產階級文化對抗封建文化，使革命觀念深入人心，在其引導下發生的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滿清政府，結束了持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而且奠定了新的共和體制。但由于實力的懸殊，也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辛亥革命的果實很快就被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代表袁世凱篡奪了。通過暴力手段推翻一個政權容易，但改造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思想卻既艱難又漫長。

辛亥革命雖然廢黜了坐在皇宮龍椅上的滿清皇帝，但封建思想和帝王意識仍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爬上正式大總統寶座后，一心想當專制獨裁、權力世襲的皇帝，為此在文化上大搞尊孔復古。一些清朝遺老、封建文士相繼組建了 “孔教會” “孔道會” “孔圣會” “孔社”等團體，還發行《不忍》等刊物，大肆攻擊民主共和，宣揚孔孟之道和封建倫常，甚至成立“上海靈學會”，出版《靈學叢志》，公然宣揚封建迷信。但此時的民族資產階級由于既失去了政治領導權、沒有革命武裝，又不能號召廣大群眾參加革命，再加上內部的不團結，處于組織渙散和軟弱無力的狀態，導致“二次革命”失敗。雖然護國運動把袁世凱趕下了臺，但軍閥割據、內戰加劇的局面日益嚴重。實踐證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救國方案是行不通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思想文化戰線上也難以對抗國內封建殘存勢力和國外侵略勢力的聯合。

對此，毛澤東曾深刻指出：“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 被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卻，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

民族資產階級和辛亥革命沒有完成的歷史使命由誰來接續奮斗？

一批經歷了辛亥革命痛苦失敗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和先進的知識分子，在深刻反思中認識到，辛亥革命的失敗，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喚醒多數國民的思想覺悟，而沒有喚醒多數國民思想覺悟的根本原因又在于沒有破除封建思想文化的桎梏、樹起新思想文化的大旗。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次年2卷1號起改名為《新青年》雜志，以此為標志，掀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對封建主義思想、道德、文化發起了猛烈進攻。

一是宣揚民主科學，以堅決徹底的革命精神反對君主專制和軍閥獨裁。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說: “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科學者何？吾人對于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彼^科學，就是要大力倡導科學精神， 反對主觀臆斷、迷信盲從、蒙昧無知。所謂民主，就是提倡個性解放， 擺脫被奴役的地位，成為自主自由之人。科學、民主兩面大旗，直指封建腐朽文化的要害，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堅決、徹底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二是批判禮教綱常，用決裂的態度掙脫封建道德的束縛。1916年1月，袁世凱稱帝時，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一九一六》一文， 批判儒家的“三綱”和“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2月，他發表《吾人最后之覺悟》，強調中國必須拋棄數千年相傳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實行“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強調對封建倫理道德，如“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 明”。1916年秋，康有為上書黎元洪、段祺瑞，主張定孔教為國教，并列入憲法。對此，陳獨秀在《新青年》連續發表了《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三篇文章，以進化論為武器進行批駁。李大釗對封建倫理道德也進行了深刻而猛烈的抨擊，他在 《民彝與政治》一文中指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碑斎唬终f：“余之掊擊孔子， 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這些激烈的文字和深刻的見解， 根本目的就是要徹底打破封建文化束縛中國民眾思想的一切舊主宰和 舊偶像，努力使人們在科學與民主的指引下，成為掌握自己命運的新國民。

三是發動文學革命，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用民主主義的新文學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文學。舊文學與舊道德，往往相依為命。因為長期以來，在封建文人眼中，只有用文言文創作的古文、詩、詞、賦 等才是文學的正宗，屬于上等社會的人；而用白話俚語創作的戲曲、小說等則是旁門左道，屬于下等社會的人。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 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新文學應當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講求方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等八項主張。2月，陳獨秀發表了《文學革命論》，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的文學革命三大主義，從而發起了文學革命。此后，錢玄同、劉半農、魯迅等積極響應，把思想解放運動引向廣大普通民眾。特別是魯迅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故鄉》《藥》 等優秀白話文小說，以犀利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對封建“吃人”制度進行了血淚控訴，成為文學革命的旗手。

關于白話文運動，還有這樣一則軼事。一次，胡適在北大講課時， 一些醉心古文的學生對他有抵觸情緒，向胡適提問說：“胡先生，白話文就沒有絲毫的缺點嗎?”胡適很肯定地說：“沒有?！睂W生不服氣地道： “白話文不精練，打電報花錢多?！?/span>胡適則柔聲細語地說：“不一定吧。 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電報，邀我做行政院秘書，我不愿從政， 回電拒絕，用白話文很省錢。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以用文言文編一則附電。”十分鐘后，大家挑選岀一篇字數最少的電文：“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焙m看了一下，微笑說：“這是12個字，可我只用了 5 個字，'干不了，謝謝!

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大力倡導新思想、新生活、 新文學，以決裂的革命精神抨擊封建綱常禮教和專制獨裁統治，給了封建腐朽文化以沉重打擊，在促進廣大民眾思想覺醒上發揮了重大作用， 為后來傳播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文化基礎，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起到了思想啟蒙作用。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這使中國人不僅看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威力，更在辛亥革命失敗后的苦悶彷徨中看到了中華民族自救復興的曙光。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才開始抱著殷切的希望認識和研究馬克思主義。

1918年7月，李大釗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指岀：“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從而深刻闡明了十月革命的重大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在協約國列強及中國北洋政府高舉人道和公理的大旗肆意慶祝的時候，李大釗卻發出了催人猛醒的質問：這場戰爭獲勝的究竟是哪一個？隨后，他在《新青年》接連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直面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形勢，滿懷信心與激情地寫道：“由今而后，到處所見的，都是戰勝 Bolshevism 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 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 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號召中國人民沿著十月革命道路前進的同時，他 進一步深入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1919年5月5日，是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人卡爾·馬克思的誕辰日，而這一天恰逢中國五四運動的浪潮正風起云涌。北京《晨報》副刊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從5月5日至11月11日開 辟了 “馬克思研究”專欄。這一大膽的創舉，前后持續了半年，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李大釗為了進一步探討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把他自己主持的《新青年》的第六卷第五號編輯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刊登了《馬克思學說》《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等八篇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親自撰寫了兩萬多字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分兩期刊登。這篇文章詳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 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并指出“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第一次對馬克思主義作了比較系統的介紹，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李大釗成為在神州大地上舉起馬克思主義大旗的第一人。

在南方，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楊匏安等也熱情傳播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形成了兩個傳播中心，北方的中心在北京，南方的中心在上海。南北呼應，形成了較大的傳播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