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初，國內政局不斷發生變化，各派軍閥之間的斗爭進一步擴大。究其原因，就是中國軍閥是國際帝國主義與國內封建主義勢力相結合的產物，每個軍閥背后都有帝國主義后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帝國主義之間對中國的爭奪，從過去的直接沖突轉變為通過各自支持的代理人一中國軍閥的內戰來實現。因此，各帝國主義國家爭奪中國的加劇，必然導致中國軍閥之間矛盾的激化。

袁世凱死后，北京中央政權一直被日本帝國主義支持的皖系軍閥所操縱。1920年7月，英、美帝國主義支持的直系軍閥，聯合奉系軍閥發動直皖戰爭，打敗皖系軍閥主力，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權。日本為了奪回控制權，極力支持奉系軍閥張作霖奪取和掌握中央政權。在華盛頓會議期間，奉軍大批進入山海關內，企圖消滅直軍。1922年4月、5月間， 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奉軍失敗，被迫退回關外。從此，直系軍閥獨占北京中央政權，幾乎控制了華北和華中的全部省份，并野心勃勃地把它的勢力向南方擴張。中國政局陷于內爭迭起、戰亂綿延的境地。

軍閥之間的爭奪和混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國家財力消耗巨大，人民生活愈加艱辛，戰火所到地區更是民不聊生。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國的出路問題，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及其代表人物紛紛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張。

武力統一，是控制中央政權的直系軍閥的主張。依靠武力達到政治目的，是北洋軍閥吞并異己、實現專制獨裁統治的傳統方式和慣用手段，袁世凱、段祺瑞等大軍閥就是靠推行武力起家的。直系軍閥取得北京政權以后，吳佩孚在洛陽的一次軍事會議上公開提出武力統一的主張，妄圖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采取武力政策，向北擴展消滅奉系軍閥張作霖部，向南勾結粵軍陳炯明部反對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并策動孫傳芳、楊森等軍閥進攻福建、湖南、四川等地，以期統一全國。

聯省自治，是地方軍閥和政客的主張。聯省自治的主張，最早是由湖南軍閥提出的。1920年，湘軍總司令譚延闿在趕走軍閥張敬堯后， 提出“湘人治湘”的口號，11月又通電主張“聯省自治”，企圖以此來對抗直系的“武力統一”主張。1921年，四川軍閥劉湘通電宣告“川省完全自治”；4月，貴州軍閥盧春通電主張“由各省自治，進而為聯省自治”；奉系軍閥張作霖在直奉大戰中失利后宣布東北三省自治。隨后，許多省份軍閥為圖自保，先后宣布自治或主張聯省自治；各地自治運動的團體也紛紛產生，如北京成立了江蘇、安徽等15省市參加的自治聯合辦事處，上海成立了旅滬各省區自治聯合會等，從而形成了一股有很大社會影響的聲勢。但實質上，喧囂一時的“聯省自治”運動只不過是地方軍閥和政客打著保境安民的招牌，對抗中央軍閥武力統一、維護自身利益的一種權宜之計和手段而已。

好人政府，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主張。1922年5月，胡適、梁漱溟、王寵惠等人在《努力》周刊上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提出只要由國內的優秀分子出來組織一個“好人政府”，中國就能得救。同年9月，在直系軍閥吳佩孚的支持下，所謂無黨無派的“好人”王寵惠、羅文干、湯爾和等入閣，并以王寵惠為國務總理，組織所謂的“好人政府”，而實權仍掌握在直系軍閥手中。這個淪為軍閥撈取政治名聲的傀儡政府并沒有做出什么實際的好事來，僅僅存在三個多月后就壽終正寢，宣布解散了。殘酷的事實說明，“好人政府”的主張只是一部分不滿現狀而又不贊成革命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地主階級中的開明派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幻想，在軍閥連年混戰、國內政治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現實中根本行不通。

孫中山雖然仍堅持民主主義的革命立場，但卻提不出足以動員群眾奮起斗爭的革命綱領。1920年11月，桂系軍閥勢力被粵軍逐出廣東后，孫中山從上?；氐綇V州，重新樹起“護法”的旗幟。1921年4月， 在廣東召開的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孫中山原打算依靠陳炯明的武力，以廣東為基地舉行北伐，統一中國。然而， 表面上陳炯明雖是國民黨人，支持孫中山的事業，甚至還標榜奉行社會主義，但實際上他暗中接受帝國主義者的策動，并和直系軍閥相勾結。 1922年6月，陳炯明公開發動武裝叛亂，暴露了他作為帝國主義工具的反動面目。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護法運動雖作出很大努力還是失敗了。

中國向何處去？中華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許多愛國志士為此而苦惱、彷徨和憂慮。

在各種政治勢力探索救國道路的過程中，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初步結合起來，積極思考和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

1920年11月，陳獨秀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作了一次嘗試。但毛澤東后來對此寫過一段批語：“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會主義革命，是空想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是基本正確的。但土地國有是不正確的。沒有料到民族資本可以和平過渡。更沒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總罷工，而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基本上是農民戰爭。”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共產黨人就抱著為推翻反動階級的黑暗統治、 實現社會主義而奮斗的信念，立即深入到實際斗爭中去。但他們很快發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條件下，中國的迫切任務并不是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黨在一大提岀的“推翻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綱領，與當時的中國現實情況并不適宜。由于外國資本控制著中國大部分近代工業，無論是上海、長沙、香港日益高漲的罷工斗爭，還是其他城市的工人運動，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國主義發生沖突。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條件的經濟斗爭，也很容易轉變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政府的政治斗爭。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軍閥總是互相勾結，千方百計地破壞以至武力鎮壓這些群眾斗爭。中國共產黨人在現實的斗爭中認識到，中國革命如果不首先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軍閥統治的斗爭，國家就不能獨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談不到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中國共產黨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斗爭目標上有著某些一致的地方。這種在實踐中產生的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進一步認識，推動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確定現實的奮斗目標和相應的斗爭策略。特別是在得到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幫助指導后，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找準了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不斷提出新的口號，積極探索切合中國實際的革命綱領。

1922年5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廣州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會議提出了 “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提出“我們面前的敵人是很多的，國際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也是我們的敵人”。 同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更是明確提岀了 “鏟除武人政治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在黨指導下召開的這兩次大會提出的口號，表明黨認識到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對象已經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標志著黨對民主革命的認識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

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中共中央認識到，作為一個新興的無產階級政黨，在政局動蕩、思潮迭起的紛亂中，有必要發表一個對時局的主張，以闡明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亮明自己的旗幟，為中國人民指明革命前進的方向。當時，上海的建議中央盡快發表一個對時局的聲明， 而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于是，推舉陳獨秀起草了文件，經中央局討論修改后一致通過，并派專人送往北京征求了李大釗和北京黨組織的意見，得到一致贊同。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了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就中國民主革命的重大問題，向社會各界公開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狀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新起點。

《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分析了近代中國的政治狀況和社會性質，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的積極作用和重大意義。同時指出，資產階級民主派因“屢次與封建的舊勢力妥協”，革命的果實落到了封建軍閥的手中，而“執政的軍閥每每與國際帝國主義互相勾結”，使得中國處于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之下，成為“半獨立的封建國家”。該《主張》還對當時甚為流行的“武力統一” “聯省自治” “好人政府”等論調逐一進行了分析和批判，深刻指出這些空想的改良主張決不是挽救時局的正確主張，并提醒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萬萬不可聽從資產階級學者政客的妥協偽和平論，必須認清“軍閥政治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挽救中國時局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由此 進一步提岀了 11條目前的奮斗目標，核心內容是“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法權“肅清軍閥，沒收軍閥官僚的財產，將他們的田地分給貧苦 農民”等。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從秘密狀態、不為人知，第一次公開發表政治主張，鮮明提出中國現階段的奮斗目標，擬定擺脫國內困境的正確方案，立即引起了中國政界、知識界等社會各階層的高度關注，造成了強烈反響，使國人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與當時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張相比，敢為人先，獨樹一幟。在當時軍閥高壓統治、帝國主義強權橫行的社會現實下公開自己的政治主張，是需要巨大的革命勇氣的。黨的政治主張，對于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不久的中國人民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表明，中國共產黨對革命的對象和應釆取的策略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初步提出了民主革命綱領的基本原則，為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完成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歷史任務奠定了理論上和思想上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