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岀，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歷盡千辛萬苦，付岀各種代價，取得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勝利，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時進一步指岀，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所取得的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由此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是在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接力奮斗中不斷形成的，科學繼承了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奮斗成果。這個歷史成果，必然也涵蓋了蘇區精神。

從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來看，蘇區精神無疑具有強烈的時代性。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理論聯系實際，深入調查研究，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科學工作態度，是現代科學理性精神的體現。蘇區實行民主建制，倡導“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實行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的“徹底的民主主義”精神，實現了民主化管理。在社會生活方面，學校教育、鏟除封建習俗，實行婚姻自主，自由結社，等等，這些方面無不體現了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其現代性的啟蒙意義來得尤其強烈。因此，蘇區精神對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初始開拓作用。

第一，蘇區時期進行的中國革命道路艱辛探索，為堅定走好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啟示。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受到嚴重挫折，指導思想和革命理論不成熟，作為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組織上必須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支配；民族矛盾的尖銳性，階級矛盾的復雜性和黨內狀況的嚴重性，對尚處在年幼時期中國共產黨解決爭取生存、堅持革命和發展革命力量等等難題，無疑是巨大的考驗。然而，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因此而沮喪、消沉，他們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舉起蘇維埃革命的旗幟，“群雄四起”，進行工農武裝割據，打碎國民黨的部分地方反動政權，創建了蘇維埃政權，發動工農群眾，開展土地革命。這種不唯國際經驗、不唯蘇俄道路的探索，是中國共產黨學習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實際的嘗試。特別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逐漸擺脫了共產國際推行的“以城市為中心”進行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模式，創造出了以農村蘇區為依托，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走 “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中國蘇維埃革命的道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的建立，正是這樣由下而上，從分散到統一，從局部到全國，先有鄉、區、縣基礎政權，后有地區、省級地方政權，后來才建立統一的中央政府。這是與俄國及歐洲蘇維埃運動不同的顯著特點。由此表明， 創建蘇維埃政權的實踐，是與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雖然受到“左”傾路線的影響， 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定中國革命道路信念，推動并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實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預演。

中國共產黨能獲得蘇區執政的地位，蘇區執政能獲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結合，堅定走自己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如果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囿于蘇俄革命經驗而不敢創新， 大革命失敗后不敢果斷地將革命斗爭的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開辟一條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要想在短短三四年時間里就獲得蘇區執政的歷史地位，是不現實的，更談不上蘇區執政是否成功了。因此，中國共產黨新時期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最緊要的一點，就是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蘇區時期形成的理論成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建設做了基礎準備。

蘇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同時，也在理論上努力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研究中國革命的形勢、性質、階段、任務、目標、依靠力量等許多重大問題，成為毛澤東思想寶庫的重要內容，為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做了基礎準備。

一方面，蘇區精神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前提和思想內涵。從時間上看，毛澤東思想形成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這個時期正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創建蘇維埃政權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孕育形成的蘇區精神，為毛澤東思想提供了政治氛圍和踐行基礎，提供了理論營養、發展環境和輿論條件，特別是蘇區精神內含的價值要素，成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蘇區時期，黨內盛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傾向，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從中央蘇區的實際出發，集中全黨和集體智慧，科學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獨特經驗，在黨的思想路線、中國革命道路問題、土地革命的路線和政策、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黨的建設、紅軍建設、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都做岀了理論的概括，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撰寫和發表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科學著作，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央蘇區英勇奮斗實踐經驗的總結。毛澤東關于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以農村根據地為基本依托的，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提出和形成，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標志。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貫穿于中央蘇區斗爭的全過程，與當年的作風和主流的社會風氣相互支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當時由于斗爭形勢嚴峻和理論認識與時代發展的密切關系，以及對它的提煉需要一個過程,蘇區精神在當時不可能歸納總結。在紅軍長征勝利后相對穩定期間，毛澤東等對蘇區時期的革命實踐經驗進行了理論總結和發展。這樣，蘇區精神的思想內涵自然就滲透到毛澤東思想中去了。

另一方面，蘇區精神倡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指導。蘇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強烈的創新意識為前提，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反對本本主義” “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等重要思想，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而且具有鮮明的方法論意義。就拿調查研究來說，在蘇區時期，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并把得來的理論成果運用于實際工作中去。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形象地把工作方法比喻成“過河”用的“橋”或“船”，指出：“我們不但要提岀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 頓?！闭{查研究就是“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 。毛澤東在領導蘇區工作中所進行的各項建設無不充分體現他注重實踐、注重調查研究的理論品格。注重實踐、注重調查研究，不僅是蘇區時期的重要方法，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同樣需要。盡管現在調查研究的手段更多了，但要了解和掌握第一手的真實情況，還需要經常深入實際做細致的翔實的系統的調查研究。所以，各級領導每年都要拿出不少時間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有這樣，才能做好工作，才能不斷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推向前進。

第三，蘇區時期建立實行的各種民主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的重要淵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創新性和繼承性。所謂創新性，是指我們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新的偉大實踐中形成了一整套立足國情、 與時俱進的理論、路線，在各個方面建立了不少新的章程；所謂繼承性， 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在科學繼承了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奮斗、創造中積累的積極成果的基礎上形成和完善的。這種繼承的積極成果，毫無疑問包括了蘇區時期建立的各種民主制度。蘇區時期，為推進蘇維埃政權建設和開展革命斗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創、建立了一系列制度體制，而且在實踐中將它們系統化，初步形成了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體系，它們不但指導了蘇區的政權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同時也為以后的政權建設和制度建設提供了直接源泉和有益借鑒。

首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政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政權，但新中國國家政權的基本特征已經初步具備。從國家體制上看，如前所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政府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 。這說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體制是工農民主專政。1949年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 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 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span>這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體制是人民民主專政。工農民主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共同點都在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體現了民主的領導力量和主要基礎。從政治體制來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政權為全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在大會閉會的期間，全國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發布一切法令和決議案?？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所實行的政治體制是民主集中制的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這種體制，就是通過召開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選出自己的代表參加國家政權管理。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新中國所承襲的政體，與蘇維埃共和國的政體，在核心層面是基本相同的。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一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體、政體，正是新民主主義政治形成的初始基礎。

其次，以選舉制度為標志的蘇區制度體現了廣泛民主。中華蘇維埃各級政權不同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的特征之一，是人民廣泛地參與國家政治的民主制度，由人民選舉產生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府，這個政府制定的法律、政策、方針、制度，等等，一切都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這種以蘇維埃政府的選舉制度為標志的民主制度，鮮明地體現了蘇維埃政權具有最為廣泛的群眾性和人民性?！吨腥A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了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不分男女種族宗教，凡在16歲以上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可以說，在蘇維埃，是真正實行了民主選舉制度，真正體現了 “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各種人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前后，中央蘇區共舉行了三次規模較大的民主選舉運動，蘇維埃人民釆取古樸的“豆選”方式，從鄉一級開始逐級選舉，蘇區各地選民參選率平均在80%以上。由于蘇區的民主選舉運動充分發揚了民主，體現了選民的意愿，蘇區人民大眾真正行使了管理國家政權的民主權利。

最后，蘇區政權的法律制度比較健全。蘇維埃共和國開創了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天地，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在民主法制建設方面，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總共頒布過130余部法律、法規和帶法規性質的條例。其中，最重要的根本大法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此外，比較重要的法律法規還有蘇維埃共和國的《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經濟政策決定》《蘇維埃組織法》《暫行選舉法》《暫行稅則》及各種條例等。在立法的同時，中 央政府還建立了一整套蘇維埃司法機構，如司法人民委員部、工農檢察部、國家政治保衛局等。它們初步創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法律體系，對鞏固蘇維埃政權和穩定社會經濟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蘇維埃政權的民主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實在是歷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蘇區的法律制度探索，為新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歷史經驗。

當然，蘇區時期的民主制度建設所創造的歷史經驗，遠遠不止這些， 其他如基層組織建設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等在蘇維埃政權建設中亦有初始探索。總之，這些制度建設形成的經驗，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權建設，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借鑒，其中不少做法被繼承下來，成為人民共和國政權大廈的重要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