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底，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傳到井岡山根據地。“六大”關于《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中第十個問題，“對土匪的關系”是這樣規定的：“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后宜解除其武裝，并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首領應當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后方工作，絕不能位置于他們于蘇維埃政府范圍之內?！?/p>

    這個決議，對“土匪武裝”不加區別地一律采取“嚴厲鎮壓”和對其首領“完全殲除”的政策，是不妥的，實際是一種“左”傾錯誤政策。袁、王雖出身綠林，但其部隊在改編前就已經是黨領導下的農民自衛軍，大隴升編后已是紅軍的一支重要武裝，是紅三十二團，而不是什么“土匪武裝”。而且，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已入黨，王佐在改編后不久也加入了黨的組織，都是黨內同志。因之，毛澤東在柏路會議傳達“六大”決議時，曾召集專門會議，具體分析了袁、王的情況，明確地作出了“袁、王不能殺”的決定。

    但是，湘贛邊界特委和永新、寧岡縣委的一部分同志，機械地理解“六大”決議案的政策精神，并不顧柏路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的意見，仍然堅持袁、王是“土匪首領”的錯誤觀點，主張誅殺袁、王。這一方面是對袁、王武裝的性質沒有作具體分析，另一方面，主要是邊界土客籍矛盾激化的一種反映。再加上當時邊界特委的幾任領導人亦持此觀點，就加速了錯殺袁、王的進程。如楊開明在1929年2月25日的《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就說：“邊界的土匪，一為袁文才部，一為王佐部”，“我們與他們利益的沖突，終久是要爆發的。所以奪取土匪的群眾，加速急謀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須特別注意才行?！编嚽凇蛾P于湘贛邊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對中央的報告》中，也強調了上述觀點和態度，提出：“土匪問題——對此問題，邊界原有三策：第一調開此為上策，二是敷衍以圖安定為中策，三照六次全會的指示解決之，此為下策?！薄耙垃F時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則請問是否執行下策或另想辦法？”他還提出：“邊界政權的危機——是以危害邊界的第一個勢力就是土匪，本來邊界的政權并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

    上述邊界特委領導人的報告、文件，均將袁、王視為“土匪”看待，其錯誤是十分明顯的。正因為上有中央“六大”文件精神，下有邊界特委的錯誤指導思想，袁、王之被錯殺的悲劇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