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上書陳言的第三天，敵情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出毛澤東所料，湘敵吳尚第八軍按湘贛兩省敵軍于7月7日“會剿”井岡山根據地的協約，乘我紅四軍主力遠在永新、寧岡空虛之機，發動進攻了。

    7月4日，吳尚以第一、第二兩個師從茶陵、酃縣侵入寧岡。寧岡，頓時處于一片刀光劍影之中。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紅三十二團團長袁文才等率三十二團和寧岡赤衛隊、暴動隊一起上陣，在睦村、河橋、礱市一帶組成多道鐵網，四面騷擾，堅壁清野，阻擊敵軍。但是，一個三十二團與地方武裝畢竟不是敵正規軍兩個師的對手。7月9日，敵人突破礱市防線，向新城推進，意欲與贛敵第六軍胡文斗部和第九師楊池生部會合，在永新南北夾擊朱毛紅軍。

    正在永新的毛澤東接到了寧岡告急的報告。

    軍情緊急。紅二十八團、二十九團、三十一團主力，應召火速趕回永新，相機應敵。

    紅四軍軍委當即決定：二十八、二十九團回寧岡解危，三十一團在永新阻擊來自吉安方向的贛敵。未料，我軍棋慢一著，二十八、二十九團從間道出擊不及，與湘敵在永新新源咀錯道而過。湘敵聞我主力已歸，恐有所失，匆匆向蓮花前進。朱德、陳毅、王爾琢當即決斷，率部揮戈西進，襲擊湘敵老巢——酃縣、茶陵，迫使敵人回援后方，放棄“會剿”。

    7月12日，紅二十八、二十九團攻克酃縣。

    湘敵果然害怕，于14日急穿永新退回茶陵。湘敵剛退，贛敵王均、金漢鼎部5個團、胡文斗6個團，共11個團進入永新。

    朱德率紅軍大隊攻克酃縣后，本計劃再攻茶陵。但此時，湘敵已退駐茶陵，贛敵重兵又集聚永新，三十一團面臨嚴重威脅。于是，朱德、陳毅等決定率紅軍大隊折回寧岡，增援永新。

    然而，天有不測之風云。當紅軍大隊進至酃縣時，一場意外的變故發生了。

    7月12日晚，紅二十九團借口湖南省委有要四軍去湘南的命令，竟瞞著軍委和上級長官，私下召開士兵委員會，決定13日開往湘南！而且，“私下找好帶路的人，出動的時間都決定了”。

    朱德、陳毅聞訊后，連夜找來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詢問情況，當即指示連夜加緊做工作，制止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事件發生。并且，連夜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派人急送永新。

    紅二十九團系湘南宜章農軍組成。自1928年“年關暴動”至今，近大半年時間了，很多人存在著濃烈的思鄉情緒。永新聯席會議后，得知湖南省委要四軍前往湘南，欣喜一時變成了狂熱，在鄉土觀念的驅使下，發生了12日晚上二十九團士兵委員會私決回鄉的嚴重變故。

    13日，王爾琢、胡少海向二十八團、二十九團傳達了軍委要紅軍大隊回永新增援的命令。是日，部隊一失以往的雄風，懶懶散散，士氣低落。二十九團要求回湘南的情緒依然很重，二十八團官兵則也不愿回永新，提出要去贛南。

    軍心渙散，乃兵家之大忌。對此，朱德、陳毅等都覺得很棘手。正在焦急之時，毛澤東派茶陵縣委書記飛馬傳信趕到酃縣。毛澤東在信中堅持永新聯席會議的態度，要朱德、陳毅說服部隊，不要去湘南，堅持邊界斗爭。

    朱德、陳毅、王爾琢都贊同毛澤東的主張。為說服部隊，朱德在酃縣洣泉書院外，向部隊講了話。他說：“弟兄們，毛委員在永新派人給我們飛馬傳信了！現在永新吃緊，我們要回兵永新！至于湘南，我們是要去的，但現在不能去。二十九團的同志們想‘打回老家去’看看，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宜章、郴州敵情不明，不知道有多少敵人。我們鬧革命，是全國性的革命。我們打土豪也不是打一省一縣的土豪，我們要打全國的土豪！我們要消滅反動派，也并不是消滅哪一省哪一縣的反動派，我們要消滅全國的反動派！”但軍長朱德的這番講話，二十九團官兵都聽不進去。會場上又鬧了半天，“朱德同志三勸四勸也不行”，二十九團戰士仍叫嚷著“我們自己指揮自己”，“殺回老家去”。

    “軍隊當時的負責同志都感覺到非常棘手，后來經過千言萬語的解釋，說暫時回去解了井岡之危，再行回湘南不遲，勉強將軍隊開出，十四號由酃縣城開至沔渡（酃縣境內到寧岡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兵士垂頭喪氣，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亂，軍心渙散?！睏羁嗣簦骸蛾P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

    朱德、陳毅感到事態嚴重。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太嚴重了！但對士兵們又不能威迫，真是為難極了。

    15日，朱德、陳毅在酃縣沔渡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做說服工作。隨軍一起行動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非但不出面工作，反而“導揚其焰”，慫恿二十九團去湘南。在兩種意見爭持不休的情況下，陳毅只好提議派人回寧岡請示一下毛澤東再作定奪。杜修經當即自告奮勇前往寧岡。散會時，龔楚竟對杜修經說：“等你一天，你不來，我們就走了！”龔楚身為二十九團黨代表，非但不協助朱德做工作，反而成了“回湘南的主角”，到了目無組織、頭腦發昏的地步了！

    事情偏不湊巧。當杜修經飛馬趕到寧岡茅坪時，毛澤東卻到永新去了。杜修經只見到邊界特委書記楊開明。楊開明聽后，不假思索，就表態說：“決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說?！?/p>

    于是，杜修經連夜趕回酃縣沔渡。士兵們見他回來，紛紛問他，“走不走？”杜修經手一揚：“走！”

    朱德、陳毅等人聞知，知道再勸阻也無用了。為順應軍心，避免紅軍大隊分裂和走上極端之路，同時也擔心二十九團孤軍深入，有被敵擊破之虞，同意讓二十八團一同前往，出擊湘南。這是在當時特定的突發性變故的環境中作出的決定。

    7月17日，紅軍大隊由酃縣沔渡出發，冒進湘南。

    紅軍大隊離開沔渡后，二十九團回鄉心切，行軍如飛，日行100多里，一口氣走到水口宿營。

    二十八團緊追不舍。二十八團是南昌起義部隊，他們本來不想去湘南的，但也不想去永新，他們提出想去贛南。如今，奉了朱德軍長和軍委之命，為保護二十九團，才去湘南。他們對二十九團竭力堅持回湘南的表現，覺得有點反常，說回去增援永新，一天才走30里，說回湘南就日行130里，真是不可思議。

    得知紅軍大隊離開邊界前去湘南的消息，毛澤東覺得事態嚴重。他立即又寫了封長信，派人急追，力圖把紅軍大隊拉回來。送信人追到水口時才趕上紅軍大隊。朱德、陳毅等閱信后，在水口又召開了一個連以上會議。會議由杜修經主持，朱德、陳毅、王爾琢、何長工、胡少海、龔楚等都參加了。會議的主題仍然是回邊界還是去湘南的問題。

    會上，朱德、陳毅、王爾琢等還是維護毛澤東的意見，力主回邊界，但杜修經、龔楚等則堅持去湘南。王爾琢氣得與杜修經頂撞起來，杜修經竟反譏說：“是你聽省委的，還是省委聽你的？！”口氣極為強硬，弄得會議不歡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二十九團仍然向湘南移動，二十八團隨后跟進。因為沔渡會議后，杜修經曾去請示過邊界特委，有過特委書記楊開明認可的話，何況杜修經是湖南省委的代表，竭力堅持省委“向湘南發展”的意見，如今，大隊已遠離井岡山根據地了，二十八團更是無可奈何，只好跟著二十九團向湘南進發了。

    二十八團的這種困惑，可以想見；而朱德作為一軍之長，則有著更多的困擾和隱憂。

    因為，朱德知道駐守湘南重鎮郴州的敵方軍隊是范石生的十六軍。他擔心四軍與范部交火。朱德與范石生是當年云南講武堂的同學，后又一起參加了蔡鍔領導的反袁護國軍，兩人雖信仰不同，各事其主，但私交甚篤。南昌起義主力部隊在潮汕失敗后，朱德率南昌起義余部轉戰千里，在危難之際，曾得到范石生的真誠幫助。范石生給朱部解決了彈藥裝備及軍餉等軍需物資，朱部才得以渡過難關。后來，蔣介石電令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解決朱部，范石生又偷偷地將消息透露給朱德，讓朱德率部脫離險境，還贈送幾萬元現洋給朱部充作軍餉，爾后工農革命軍才折向韶關，到了湘南。如今，紅軍大隊前往湘南，攻打的對象會不會是昔日的友軍范石生呢？如果不是，固然為好，如果是的話，豈不落個不講義氣、忘恩負義的惡名？

    對于這段交往，杜修經是不知道的，而陳毅、王爾琢知道，得到過范石生資助的二十八團官兵也知道。這怎么能不讓朱德和二十八團官兵困惑呢！

    紅軍主力被迫向郴州進發。

    郴州，是湘南的重鎮，為國民黨專署駐地，也是湘粵贛三省的交通樞紐。

    “從酃縣出發到郴州，那時真叫歸心似箭，像苦媳婦久別回娘家，腳桿子特別硬，三步交作兩步走?！?月23日，紅軍大隊兵臨郴州城外的鴉市坪。

    24日，部隊到鴉市坪的第二天，一大早，紅二十九團官兵不知是復仇心切，還是欲搶頭功，連敵情也沒有偵察、研究，便開始了進攻。本來，紅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意欲等朱軍長他們到來再行動，可杜修經卻聲色俱厲地說：“還等什么！范石生部是國民黨軍，我們是共產黨，放著敵人不打，還革什么命！”

    在上、下兩頭熱的情況下，胡少海掌握不住了，只好下達攻擊命令。及至朱德、陳毅、王爾琢趕到鴉市坪時，戰斗已經打響了。

    戰斗片刻后，才知道駐守郴州的果然是范石生的部隊——第十六軍四十六師的一個補充團。

    怎么辦？朱德想起當時在汝城與范石生離別時，范石生說的一句話：“玉楷兄，此去一別，好自珍重。今后我們相遇時，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朱德猶豫了。隨即，他對杜修經、胡少海說：“范石生部是友軍，過去曾接濟過我們，和我們搞過統一戰線，不能打?！?/p>

    這時候，沒有一點戰略觀念和統戰思想的杜修經卻說：“已經打響了，就打吧！”

    在這位權高位重的湖南省委代表面前，朱德左右為難。打，對不住范石生和友軍；不打，難以說服杜修經和二十九團官兵。權衡再三，出于執行湖南省委指令的考慮，為了紅軍的利益，他違背了自己的意愿。

    一場不該打的戰斗開始了。當時的部署是：二十九團以進攻牙石橋為目標，二十八團以進攻蘇仙橋為目標，一個個精神抖擻，向郴州城發起了激烈的進攻。

    誰知，一場滅頂之災發生了，紅軍兵敗湘南！

    駐守郴州的國民黨軍第十六軍四十六師師長張浩，被紅軍的突然襲擊打懵了。他知道前來進攻的部隊是朱德的紅四軍，也知道朱與范石生的關系與舊約，自認為紅軍的進攻，是朱部路過郴州，礙于國共兩黨的原因做個樣子的，于是下令補充團退守。

    補充團不戰自退。二十九團不知內情，以為是守敵怯戰，于是愈加勇猛沖擊。一時，槍彈如雨，遮天蔽地，補充團的士兵一片片倒下。

    二十九團的勇猛沖擊，把張浩氣壞了，欲請示范石生，范又到廣州去了。這位年輕剛烈的師長，面對著部屬的請求和士兵的傷亡，當即下令駐守在蘇仙橋的四個團從城北向縣城逼進。

    此時，紅二十九團已攻入郴州?！岸艌F在四軍中槍枝雖較少，作戰能力頗強，黨亦較好，可是這一次黨完全失去了作用?！比氤呛?，戰士們瘋狂地東奔西跑，不少人私自離開戰斗群體，上街理發、吃東西去了。傍晚時分，敵軍開始反撲，二十九團腹背受敵，情勢非常危急。

    朱德、陳毅、王爾琢聞報，急令紅二十八團趕來增援，擋住了從蘇仙橋方向往縣城反撲的敵軍。戰斗打得很激烈，紅軍傷亡很大。面對著數倍于我的敵人，硬頂下去是要吃虧的，于是朱德等發出了邊打邊撤往資興的命令。

    當紅軍大隊退到郴州的東江時，一清點人數，二十九團千余人的隊伍僅剩100多人，建制被打掉了。只有胡少海、龔楚帶了一二十個通訊人員和特務連少許人返回，建制稍完全一點的是蕭克帶領的一個連（六七十人）。二十八團也有些損失，但基本隊伍完好，建制健全。

    紅二十九團垮了，幾乎全團覆滅。見到這種情狀，團長胡少海痛苦流淚，黨代表龔楚卻不以為然。后來得知：紅二十九團從城里突圍出來時，一部分人員自由行動跑向宜章家鄉，結果在樂昌被土匪胡鳳璋部消滅；一部分散落在郴州、宜章各地，“不知所終”。

    對于這段歷史，親歷者蕭克回憶說：

    “7月24日打下郴州，二十八團住在城北邊，二十九團住在城南邊。將近黃昏，范石生的部隊從北面來反攻，同二十八團打，二十九團一聽到打槍就往南面走，老小和行李擔、伙食擔，夾在部隊里亂跑，走出二三里路隊伍還是不停。我看情況不對，二十八團在打仗，二十九團怎么不去增援，反而往南跑？不像行軍樣子。因此，我就叫我們這個連坐著，不要走動。這個連還比較整齊，只走散一些。北面二十八團還在打。我想軍部沒有命令去宜章，是聽到北面打槍帶著很大的盲目性向南亂跑的，思想向南好回家。我就帶著這個連往回走。走到晚上8、9點鐘，二十八團正向東面來的路上撤退，我們就跟著二十八團往東走。第二天，退到郴州的東江。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帶著傳令排也來了。因為隊伍掌握不住，去湘南時這個團有1000多人，陸續回來的不過100人左右。胡少海只帶了一二十個通訊員和特務連一部分加上些勤務人員。我那個連有六七十人，45支槍。這樣，二十九團余下來的全部一共只有100多人，八九十條槍。其余的往宜章方向走，后來聽說都潰散了?！?/p>

    郴州一戰，我軍“先勝后敗，撤出戰斗”，損失慘重。紅二十九團從此不復存在。此事史稱“八月失敗”。

    在紅軍主力兵敗湘南的同時，邊界遭致極大損失。

    8月上旬，由于紅軍主力遠征湘南，贛敵依仗強大軍力和精良武器，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了猛烈的進攻。在此嚴峻形勢下，為保存實力，紅三十一團不得不退入永新的小江山區，紅三十二團和各縣地方武裝，也分別退入山區，堅持游擊斗爭。一時，贛敵相繼占領永新，隨后又占領蓮花、寧岡，根據地的范圍迅速縮小，僅擁有寧岡的西區和北區，永新北鄉的天龍區、西鄉的小西江區、南鄉的萬年山區，蓮花的上西區，酃縣的青石崗區和大院區，以及遂川的大小五井山區。邊界的縣城和平原地區，盡為敵踞。

    敵正規軍侵入根據地后，各縣的保安隊、挨戶團、靖衛團繼而為虎作倀，甚囂塵上，對根據地的革命群眾實行了瘋狂的報復，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白色恐怖遍及邊界城鄉。這時，邊界黨的組織和紅色政權大部塌臺，各種群眾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在敵人的淫威下，富農分子和黨內的投機分子紛紛“反水”，掛起白帶子，倒向地主豪紳一邊，甚至帶領白軍進行燒殺。各地的土豪劣紳、“還鄉團”乘機反撲，奪回農民已分得的田地，出現了“農民種田，地主割谷”的現象，整個邊界籠罩著一片陰霾，恐怖至極。

    在永新，永新大土豪惡霸、保安隊長龍鏡泉帶領大股白匪，于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從永新縣城一直殺到田鎮，又從浬田鎮經南城直撲塘邊村，將塘邊、大屋、楊皂樹下、新嶺背等村莊燒成一片火海。僅塘邊一處就燒毀房屋48幢，祠堂11幢，許多來不及轉移的老弱病殘群眾均慘遭殺害。

    寧岡，更是承受了空前的災難。因為寧岡是紅軍的大本營，根據地的腹心，敵人對寧岡的報復與燒殺尤為猛烈。湖南的國民黨軍從酃縣進入寧岡，把睦村、上寨一帶80多幢民房燒毀；贛敵到來時，一次就把壩上村300余間房子燒盡；大隴、喬林、天坪一帶半數以上的房屋被焚；古城西源村是個3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被敵人燒為平地，130多人有40多人遭殺害；茅坪的葛藤坪，20多戶人家全被燒毀。據寧岡當年的老蘇區蘇蘭春、謝合斌、胡洪秀、凌登云、龍云芳等回憶統計，在“八月失敗”中，寧岡被殺人數達942人，坐牢229人，隨軍外出113人，陣亡117人，損失槍支48支，土炮49門，鳥銃396支。國民黨軍和當地的反動武裝、豪紳地主對寧岡人民實行焚燒政策外，還使用了吊打、火烙、水牢、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蜘蛛上壁（四肢釘在墻上）、倒掛金鉤、活割剖腹、挖心肝、點天燈（肚子上挖個洞，點燈燒）等十多種慘無人道的刑法。古城二區宣傳委員謝沖波和東源鄉鄧海波，在“八月失敗”前后去執行一項偵察任務，不幸被地方反動武裝抓住，受盡敵人嚴刑拷打，至死拒不投降。敵人把他們押在新城西門外，割去他們的鼻子進行逼供。他倆痛罵敵人，敵人又割去他倆的耳朵、舌頭，直至將他們活活折磨而死。

    這樣的例子在邊界各縣都有發生，慘不忍睹，不勝枚舉。

    紅軍主力在湘南的失敗，邊界的失陷與受難，再清楚不過地說明在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必須注重根據地的創造與鞏固，不能采取分兵冒進的政策。

    對于邊界的“八月失敗”，當年的關鍵人物杜修經，在半個世紀之后曾寫下沉痛的懺悔之言。他說：“正當革命事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卻破壞了這一事業，造成了井岡山斗爭的‘八月失敗’，使年輕的紅軍損失一半，邊界政權盡失，被殺之人，被焚之屋，難以數計，幾毀中國革命的根基，其錯誤是非常嚴重的！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戰爭勝利的凱歌聲中，重憶‘八月失敗’的經過及其先后，我仍是內疚之深，寢食難安！”杜修經所言倒屬懇切，自責之情溢于言表。

    “八月失敗”是井岡山斗爭時期的一次重大挫折。

    “八月失敗”的發生，蕭克認為是“上下錯誤傾向合流”的結果。這一觀點很有見地，耐人尋味。

    在此，我們不妨剖析、闡發一下“上下錯誤傾向合流”的主要史實：

    1.上面的錯誤傾向。

    主要表現在：

    （1）省委有指令。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湘贛邊特委的信中指令：“省委決定四軍攻永新敵軍后，立即向湘南發展”，要“毫不猶豫地立即執行”，“殺出一條血路，然后用全力向茶陵、攸縣、酃縣、安仁發展，以與湘東南暴動相聯系”。這就為紅軍大隊開往湘南提供了上級領導機關的政策依據和行動方針。

    （2）杜修經的策動。杜修經為湖南省委特派巡視員、代表，在當時的情況下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說他“導揚其焰”，即“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朱德在1962年參觀井岡山博物館時說：“八月失敗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起主要作用”，這是有道理的。因為，（1）杜修經只知形式地、機械地執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雖然他在6月30日的永新聯席會議上也同意了與會同志不去湘南的共同主張，但是，數天之后“又堅持省委意見”，變卦了；（2）在7月15日在沔渡召開的軍委擴大會上，杜修經不僅“重提執行湖南省委的決定”，而且認為攻打湘南“還是有利的”；（3）杜修經在主持水口連以上會議討論毛澤東來信時，仍然認為紅軍大隊回邊界“不能解井岡之?！?，去打郴州還可“圍魏救趙”。當王爾琢反駁他時，他竟以勢壓人，指著王爾琢吼道：“是你聽省委的，還是省委聽你的？”（4）當7月24日紅軍大隊兵臨郴州時，杜修經下令紅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發起攻擊，朱德趕到加以制止時，他堅持說：“已經打響了，就打吧！”這些都說明杜修經在冒進湘南的全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實在是“八月失敗”的主要決策人物。

    （3）楊開明的支持。楊開明是“八月失敗”前夕由湖南省委派充湘贛邊特委書記的。在分兵冒進湘南這一問題上，他是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支持杜修經的。當杜修經回來請示毛澤東和邊界特委時，毛澤東不在，他卻公然表態支持，說：“決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說。”從而，使紅軍大隊去湘南有了特委的認可。

    2.下面的錯誤傾向。

    主要表現在：

    （1）二十九團官兵回鄉心切。他們“因政治動搖，欲回湘南家鄉，不受約束”，竟瞞著軍委召開士兵委員會，擅自決定去湘南，連帶路人、出動時間都決定了，在朱德、陳毅等的勸說下，仍一味堅持去湘南，甚至提出“我們自己指揮自己”，表現出無組織無紀律的嚴重錯誤傾向。

    （2）龔楚充當了“回湘南的主角”。他是紅二十九團的黨代表，卻使該團黨組織失去作用。據當年的二十九團老戰士回憶，二十九團從龍源口戰斗換上步槍后，部隊日漸滋長驕傲輕敵情緒，走起路來昂首挺胸。“這時剛好湖南省委派來了一個代表杜修經（當時不知其名），我聽一營黨代表李光中到我們一連說，省委代表要我們部隊回湘南去。這一來，一傳十，十傳百，一下子整個二十九團都傳開了，上至團長，下至士兵、伙夫，都喜歡得很。團長胡少海，宜章人，團黨代表龔楚，廣東人，他們也想回家，尤其是龔楚，他是回湘南的主角，告訴各營黨代表，并要他們告訴各連士兵委員會的負責人，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聲勢，整個二十九團產生動搖歸家的念頭，有時還出現不聽指揮的現象?！边@樣就使，整個二十九團黨組織完全失去作用。當杜修經回寧岡找毛澤東商議時，龔楚對杜說：“等你一天，你不來，我們就走了?！笨梢婟彸敃r簡直到了目無組織，頭腦發昏的地步。由于身為團黨代表的龔楚如此，二十九團黨組織才攏不住人心，官兵的思想情緒和極端行為無法遏止。

    （3）胡少海也有過失。胡少海是紅二十九團團長，在冒進湘南的軍事行動中，態度曖昧，實際上是支持錯誤意見的?！皥F長胡少海，宜章人……也想回家?！彼趲状螘h和重要場合，沒有出面支持朱德、陳毅、王爾琢等人的正確主張，而是同杜修經、龔楚站在同一立場，致使團代表龔楚能為所欲為，杜修經有恃無恐。

    （4）二十八團也不愿回永新增援。二十八團雖然是為了保護二十九團才跟著去了湘南，但二十八團卻提出過要去贛南，也可見二十八團對建立根據地的思想根基也不深，客觀上助長了二十九團的軍事行動。

    正因為如此，上、下錯誤傾向的作用，紅軍大隊冒進湘南便成為一種必然，造成失控局面而失敗。

    “八月失敗”事發前，“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此事如何評析呢？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提及八月失敗時曾寫道：“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隊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縣出發，向郴州前進。”

    這是前委書記毛澤東對軍委的一個含蓄的批評。

    當時的軍委書記是陳毅。他和軍長朱德一直跟隨著紅軍大隊。對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他倆為什么“未能加以阻止”呢？對這個問題，過去史學界一直是諱莫如深的。在此，<tt>九-九-藏-書-網</tt>我們認為有必要客觀、公允地加以評析。

    我們認為，在紅軍主力冒進湘南的過程中，軍委和朱德確實做了許多勸阻工作，但阻止不力。朱德、陳毅一直是贊成毛澤東建設羅霄山脈中段政權計劃，不贊成湖南省委要求紅四軍“向湘南發展”的錯誤主張的。為此，在各種會議和場合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進行了“千言萬語的解釋”，但“三勸四勸也不行”，勸阻無效。當紅軍大隊在杜修經的鼓動、慫恿下進軍湘南已成事實時，朱、陳為順應軍心，避免紅軍走向分裂和二十九團孤軍作戰為敵所算，被迫同意紅軍大隊去湘南。這是在當時特定的環境和突發性變故中作出的決定。這種應變舉措是可以理解的，不應看得過重。

    我們持上述這種觀點的主要史實依據有以下五點：

    第一，在6月30日的永新聯席會議上，朱德、陳毅是明確贊成毛澤東意見，反對冒進湘南的。

    第二，當“異外的變故”發生時，二十九團士兵委員會私下開會，擅自決定出擊湘南的消息一傳出，軍委立即采取了措施，進行了勸阻工作。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曾這樣記載：“朱德率領二十八、二十九團去酃縣，一致收拾酃縣，本因再攻茶陵，時永新已到贛敵，故又擬折回寧岡去永應援，豈知發生了一異外的變故：二十九團到酃后，因該團系湖南宜章農民，因不察邊界生活之苦，借湖南省委有令去湖南之命<>www.99lib.net</>令……突然于12號晚士兵紛紛開士委會，一不通知官長及黨代表，竟決定13號由酃去湘南，私自找好帶路的人，出動的時間都決定了。軍委（四軍黨的最高機關）得訊即召集軍委擴大會、兵士代表會，多方面解釋阻止，無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講亦無效，他們總是要去，他們說官長如果不允許他們去，他們就繳了槍單身去。后來經過千言萬語的解釋，說暫時回去解了井岡之危，再行回湘南不遲，勉強將軍隊開動?！笨梢姡掳l后，軍委開了擴大會、兵士代表會，朱德作了演講，“經過千言萬語的解釋”，做了勸阻工作，“多方面解釋阻止”，但無效。

    第三，部隊回沔渡后，朱德、陳毅針對當時的狀況又召開了軍委擴大會，并派杜修經回寧岡請示毛澤東定奪軍事行動。對此，楊克敏記載道：“軍至沔渡后，二十九團士兵，仍要求回去。軍委看了這種情形，覺得如果勉強留住他們，不能作戰也是無用，15號在沔渡又開過一次擴大會……”杜修經也回憶：“7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在沔渡，軍委為了近日部隊行軍紀律松弛，召開了一個團以上的會，由朱德、陳毅主持，何長工、王爾琢、龔楚、胡少海等同志都參加了。會上提出要到湘南去，重提執行湖南省委的決定。但只覺得這個決定沒有毛澤東同志參加，應征求他的意見，（軍委）讓我去特委找毛澤東同志商議后再行動。”可見軍委和朱德在此時仍是持審慎態度的。

    第四，紅軍大隊至酃縣水口時，軍委再次對進擊湘南問題召開會議討論?！败娭了冢ㄛ箍h）復決定準二十九團回湘南去，同時恐怕二十九團單獨回去，孤軍奮斗為敵所算，乃復決定二十八團同去湘南?！贝丝煽闯鲕娢臎Q定事出無奈，從保護二十九團計，紅軍大隊才去了湘南。

    第五，兵敗郴州后，在桂東前委擴大會議上，軍委和朱德毅然決定紅軍大隊隨毛澤東回師井岡山。這個會議上總結了“八月失敗”的經驗教訓，批評了杜修經的錯誤，決定紅軍大隊重返井岡山，杜、龔兩人留在湘南組織湘南特委，開展湘南工作。這時，杜修經提出：“是不是要陳毅同志也去（湘南）？”朱德聽后大為惱火，說：“你硬是要把我們拉垮么？”這“硬要拉垮”幾字，足見朱德的一貫態度。

    因之，我們認為上述史實足可說明，軍委和朱德在面臨杜修經等三番五次將紅軍大隊拉往湘南的過程中，是做了大量的勸阻工作的，只是勸阻不力無效而已。當然，“如果態度堅決，多做思想工作，說服戰士，是可以挽回的?！比缃?，在研究井岡山斗爭歷史時，提出這個問題討論，主要目的是為了弄清歷史真相，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深究個人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