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釀成袁文才、王佐蒙冤被殺這一歷史悲劇，并非一時一事、一朝一夕之誤，而是有其深刻復雜的歷史原因。

 首先，黨的“六大”某些“左”傾錯誤，是造成袁、王被殺的根源, 它起到了一個“尚方寶劍”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 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其中第十條“對土匪的關系”明確規定：“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有武裝起義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之后宜解除其武裝，并嚴厲的鎮壓他 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 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 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后方工作，絕不能位置他們于蘇維埃政府范圍之內。”這項內容，完全來自當時俄國的經驗教訓,根本沒有從中國的實情出發，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原則，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同時，它還背離了中華民族一些優良的社會道德規范。在中國社會，自古以來人們都十分崇尚感恩報恩，“滴水之恩涌泉相報”“黃雀銜環知恩圖報”“受之于惠報之以 恩”等等，這些都是人們普遍認可的社會道德規范。而這項內容，顯得是那么的不近人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边@等說法，似乎我們共產黨人也可以過河拆橋、恩將仇報。由此，它所帶來的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惡果，把我們黨本來可以團結、爭取的革命力量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這叫做“關門主義”或者說自己孤立自己，從而給黨和革命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害和影響。

“六大”文件于一九二八年底傳送到邊界。一九二九年一月四 日，毛澤東在寧岡柏路會議上進行了傳達。因袁文才、王佐均在場， 所以，當毛澤東念到第十條“對土匪關系”的條文時，立刻打住，宣布休會。隨后，毛澤東又專門召集朱德、陳毅、譚震林、彭德懷、滕代遠、 陳正人、宛希先，以及邊界特委和永新、寧岡兩縣委負責人龍超清、 王懷、劉真等參加的小范圍會議。會上,毛澤東將那天省略的第十條“對土匪關系”的內容原原本本地作了補充傳達。聽完這段文字之后，與會人員都敏感地意識到，怪不得上次傳達“六大”文件時，毛澤東有意省去這節內容未念，原來是涉及綠林出身的袁文才、王佐。緊接著，毛澤東用慣于邏輯思維來分析問題的方法向大家提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關系十分重大。一頭是中央政策，一頭是實際情況。如果只顧政策而忽視實際，那么，在政策與實際不盡相符的情況下，將產生不堪設想的嚴重后果。所以，如何根據我們這里的實際來執行中央的這一政策，值得我們大家很好地思考。請在座的各位談一下你們的看法。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古城會議上，就有人視袁文才、王佐為土匪武裝，主張武力解決。是毛澤東以軍事家和政治家的偉大氣魄, 據理說服了他們，從而對袁文才、王佐采取了團結改造的正確方針。 眼下，龍超清卻又一次跳了出來，殺氣騰騰地說道：我認為中央對土匪的政策非常正確。類似袁文才、王佐這種人，雖然在創建和堅持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中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土匪本性難改，經常 凌駕于黨的組織之上，為所欲為。殺掉袁文才、王佐，現在看來完全 符合中央的政策規定。

的確，龍超清的話，反映了他與袁文才、王佐之間深刻的矛盾。 此刻，他想一箭雙雕，即借“刀”殺掉袁、王，又借用中央的精神來壓毛澤東。因他們心里十分清楚毛澤東對袁、王一貫所采取的政策和態度。他們早就為毛澤東與袁文才、王佐之間親密的個人感情而心生嫉妒。

時任中共永新縣委副書記的王懷，迫不及待地站了起來支持、附和龍超清的意見，他說：“對土匪的政策是中央制定的，這項政策, 想必不是無病呻吟、閉門造車、憑空制定的，它是由許多革命同志用鮮血換來的深刻教訓。為了避免對革命事業帶來危害，我贊成盡早按照中央的政策執行?！?/p>

 這些話會從王懷的嘴里吐出來同樣令人難以置信。因與會人員大多知道，早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王懷所在的永新黨組織被反動勢力監禁在大牢，形勢非常危急，是袁文才、王佐率部冒死把他們從獄中解救出來。為保存革命力量和他們的人身安全，隨后把包括王懷在內的一干人馬帶到茅坪避難。袁文才對王懷可以說是舍身相救、 仁至義盡?？扇缃裨鯐茨砍沙稹⒍鲗⒊饒竽?？

 彭德懷雖未表態，但對龍超清和王懷的發言頷首稱是,似乎表示贊同。

 緊張而嚴肅的會場氣氛，完全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他在不停地吸煙，緊張地思考。自從毛澤東來到井岡山后,雖然經常率部在寧岡周邊地區開展游擊斗爭和群眾工作，實際住在寧岡茅坪的時間不算很多，但對寧岡縣的土、客籍矛盾以及帶來縣委班子不團結的問題早有洞察。對“六大”決議案的這一規定，他一方面暫不讓袁、王知 道，一方面又耐心細致地做當地領導人的工作，使大家能夠統一思想認識。這次召開小范圍會議，正是出于這一目的。可剛才龍超清和王懷咄咄逼人之勢，使毛澤東更加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對于龍超清、王懷這種背離實際的言論，毛澤東不能容忍它繼續蔓延下去，他用力地擺動夾著紙煙的大手，堅毅而鎮靜地說道： “凡事都要作具體分析，對袁、王也要作具體分析。袁、王過去是綠林出身，吊過’羊’，做過山大王，但后來成了農民自衛軍，專與土豪劣紳作對，現在是我們紅四軍的正副團長了。試問，他們還能與'土匪' 相提并論嗎？這是其一。其二，袁文才大革命時就入了黨，是經過槍林彈雨和艱苦環境考驗的一名共產黨員，對這樣的共產黨員，我們能殺嗎？不能殺！王佐原來雖然不是黨員，但過去也是跟土豪劣紳斗，現在經過改造入了黨，事物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因此，王佐也不能殺！其三，我們工農革命軍之所以能夠安家茅坪，立足井岡, 發展壯大,這與袁、王對我們的幫助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我們切不可以忘恩負義！其四，'六大’決議案是中央制定的，你們說的沒錯，但我們不能機械地理解執行，否則，可能就不是維護黨和革命利益，而是給黨和革命利益帶來嚴重危害。總之，袁文才、王佐都是共產黨員，都是紅軍領導人，哪一個都不能殺！ ”

毛澤東入情入理、絲絲相扣的講話,贏得了與會者大多數人的贊同和支持。

朱德首先站了起來說道:“潤之的意見是對的，土匪的稱呼那是土豪劣紳的叫法，我們不要把不是土匪的袁、王硬是當作土匪去對待。在對人的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慎重,要有利于革命事業的發展。 再說，我們共產黨人絕不能過河拆橋、恩將仇報。”

“人心不可欺，民意不可違，這是一條古訓。前幾天我們紅四軍才發了《告綠林弟兄書》,號召綠林兄弟們加入紅軍。如果把袁、王殺 了，我們將失信于民、不得人心！ ”陳毅快人快語、直言不諱。

 素與袁文才交情深厚的宛希先態度鮮明：“我當然不同意殺。凡 事要以理服人，像袁、王這樣的人都要殺掉，那我們的黨還能容納什么樣的人呢？毛委員講得很好，我們這支革命隊伍，能夠在這里安營扎寨，休養生息，渡過難關，靠的是袁、王的全力幫助。人不可不講良心,殺了袁、王，我們的良心等于被狗吃了”。

 譚震林則從戰略的角度支持了朱德、陳毅的觀點:“井岡山上的任何事都離不開袁文才、王佐，尤其是在眼前的困境下，更要倚重他們協助紅五軍守山”。

緊接著，陳正人、劉真等紛紛表態：“袁、王不能殺！ ”“殺了袁、 王，會引來后院起火！ ”

由于毛澤東、朱德等人的極力維護和正確引導，制止了邊界特委一班人想殺害袁、王的錯誤主張。為調解矛盾，會議決定把袁文才調任紅四軍參謀長，并隨紅四軍主力下山。與此同時,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為使邊界特委與王佐部隊消除隔閡，攜起手來共御強敵，毛澤東特意將自己一貫器重賞識的黨務工作者、人稱“宛麻子“的宛希先留了下來，并反復作了特別交代。

 然而，柏路會議只是使尖銳的土、客籍矛盾有所遏止，“殺戮風波”也只是得到暫時平息,其宿怨并未從根本上消除?！傲蟆睕Q議案這把“尚方寶劍”，仍被湘贛邊界特委一些人所利用，在袁、王的頭上盤旋飛舞。于是，才有“必須堅決解決袁、王”之決定的遂川于田會議，并最終釀成紅軍將領最早被錯殺的歷史悲劇。

 其次，嚴重的地方主義和土、客籍矛盾轉化成為邊界特委主要 負責人與袁、王之間的嚴重對立，是造成袁、王被殺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

客家人乃北方漢人南遷“移民”中的一支，在漫長的歲月里，顛沛流離，簞路藍縷，拓荒創業，歷盡艱辛，從而形成了一個有著數千萬子民的民系。宋朝曾把居住在南方的居民分為“土籍”和“客籍”， “土籍”指先入為主、已經定居南方的“土著”，而“客籍”就是指這些 南遷的漢人?！翱图迸c“客家”其意完全相同?？图胰说淖婢拥貫辄S河中游、洛水流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原地帶。由于中國歷史上王權變更、農民起義及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等原因，引發了客家先民五次大遷徙。致使客家人遍布廣東、江西、福建等九個省（區）的二百多個縣（市），人口達五千八百多萬。尤以江西南部、廣東東部和福建西部最為集中。

 據考，寧岡的客家人最早是在明朝洪武年間（一三六八年至一 三九八年）由永新南塘遷入今大隴鄉寨下建村。明末，閩、粵、湘等省有更多的客家人為避戰亂和自然災害，輾轉遷徙來到縣內大隴、茅坪等鄉的山區，墾種謀生，搭棚而居，俗稱“棚民”。自清初以后，閩、 粵等地客家人則由“棚戶”而逐漸在縣內定居下來。寧岡客家人較集中地居住在地處山區的茅坪、大隴、葛田、睦村、東上、柏路等六個鄉，建村有四百余個，這些鄉的客家人各約占該鄉居民總數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有的可達百分之九十；另有少數分散居住在地勢較平坦的龍市、古城、新城、白石等地。

在寧岡，土籍的本地人與數百年前遷徙而來的客籍人，存在著很大的界限和利益沖突，歷史上積怨極深，時有紛爭、械斗發生。為什么會這樣？這是因為客籍人均居住在田地少且貧瘠的山溝里，即使這樣，仍然還要為占領平地的土籍人所壓迫。他們巧立名目，不擇手段，強迫客籍山民交納地租；而且在征收田賦、捐款派款、抽丁抓夫等方面,對客籍人尤其苛刻。由于這種盤剝，使本來可耕地就 少、自然條件又差的客籍人生活更加貧困。年深月久，使得這種矛 盾不斷加深、激化，最后變得水火不容、勢不兩立。在湘籟邊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都縣、茶陵等地，都存在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最為嚴重。

 大革命前后，寧岡的土、客籍矛盾，突出表現在以龍超清為首的土籍同以袁文才為首的客籍之間的矛盾。他們之間在捉拿土豪、土 地革命、紅色政權人事任命等方面，都存在分歧與爭議。

 一九二八年二月，工農革命軍推翻了國民黨寧岡縣政權，成立縣委和縣工農兵政府。以龍超清為書記的縣委，其下屬各部門主要負責人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土籍人。組織部長劉克猶,宣傳部長劉輝霄，是龍超清的嫡親姐夫。這種宗族裙帶關系,對工作對群眾都有很多不利的影響。而以袁文才為團長的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大部分又是客籍人。由此形成“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說。

 對于糾纏不清的土、客籍矛盾，毛澤東十分重視,在加強教育的基礎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外地干部與寧岡各地干部進行交流；軍隊干部與地方領導搭配使用；有時甚至也只好采取一些折衷的辦法。然終因根深蒂固、積弊難返，無法根本消除。一九二八年二 月，寧岡工農兵政府成立后，在政府主席一職的任用上，兩籍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毛澤東只好提議由兩籍人士輪流擔任，任期為三個月，矛盾總算暫時平息。不料，在實施過程中，又橫生枝節?？h工農兵政府成立時的第一任主席是土籍人文根宗，任期滿后，客籍人便推 舉喬林的甘金皇任主席?？h委則以他“文化低、能力差”為由，使他屁股還未坐熱便被撤換，差點激起客籍人的民變。袁文才對此做法也忿忿不平。最終他為平衡土客籍關系,借重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身份，讓客籍的謝桂標擔任了縣工農兵政府主席。龍超清雖心存不滿，但也無可奈何。

一九二八年三月初，湖南特委派周魯來到龍市，指責邊界“行動太右”“燒殺太少”，并根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精神，取消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改組為師委，何挺穎為書記，毛澤東任師長。工農革命軍應湖南特委的要求調往湘南，結果導致“三月失敗”，邊界被敵人占領一個多月。在此期間，土豪劣紳也趁機卷土重來，對邊界各類革命組織進行瘋狂的報復。謝述庭、唐品軒、唐振峰、肖少階、龍清標、尹文華等土豪劣紳經常聚集在新城巽峰書院密談進剿紅軍之事。袁文才一怒之下，令其部隊將這個土籍人供子弟讀書的最大書院燒毀，土籍人為此大為惱火。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寧岡與周邊幾個縣一樣，在湘籟邊界工農兵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深入開展了土地革命運動，使長期受窮、視 土地為生命的農民，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土地。但隨之而來的土、客籍矛盾又出現了，因寧岡的好田好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土豪手里，而這些土豪大都又是土籍人。當時，縣農民協會對八個逃離在外的土豪下了捉拿通牒，其中謝述庭、唐品軒、唐振峰、肖少階、龍清標、謝水光等六個均為土籍人。只有黃星三、黃淪涵兩人是客籍人。對此，與土籍領導人有某些裙帶關系的土籍土豪從中進行挑撥，認為打土豪讓土籍人吃了虧，致使一些土籍干部受到影響，甚至提出重新分田， 以滿足某些土豪企圖把好田從客籍人手中奪回去的要求。但此事遭到客籍領袖袁文才和謝桂標等人的堅決抵制。

最讓龍超清氣憤的是，一九二八年三月發生在柏路長富橋楊家祠解槍之事。三月上旬的一天，袁文才、龍超清等寧岡縣領導人在柏路長富橋楊家祠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袁、王隨毛澤東出征湘南后根據地的留守工作任務。會上龍超清等當面指責袁文才不應該將新城巽峰書院燒毀。此事不提則已，一提更激起袁文才一腔怒火。因在土客籍問題上，袁文才與龍超清本無大的過節，就是因為這些曾被袁文才“吊過羊”深懷仇恨的土籍土豪劣紳經常挑撥于前，竄唆于旁, 致使兩人的關系越來越緊張。今天龍超清竟然公開站在這些土籍土豪的一邊來指責他，這簡直是豈有此理。一氣之下，袁文才當眾解了龍超清隨身佩帶的手槍，并說:“你是縣委書記，管全縣的黨，又不要上火線，不需要槍?！睂Υ?，龍超清極為惱火并一直懷恨在心。

 老實說，袁文才與龍超清之間曾有過一段默契的合作。從接受政府“招安”到保衛團成立，從率部起義到奪取寧岡縣政權,從加入共產黨到擔任寧岡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袁文才與龍超清彼此信任，配合默契。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時間推移,龍超清認為袁文才剛愎自用、目空一切，而袁文才則對龍超清那種工于心計、缺乏坦誠的性格和為人極為不滿。尤其是在處理土客籍關系方面，雙方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驅使，互不讓步,始終難以超脫，致使矛盾不斷升 級，關系不斷惡化。

破船遇風，漏屋遭雨。就在袁文才與龍超清之間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又一事件，把本已勢不兩立、形同冰炭的土客籍矛盾推向更深的層次。

 劉真，于一九O二年生于江西永新縣株塘村，一九二八年二月 任中共永新縣委書記。在五月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特委常委。劉真的愛人龍慶衡是永新縣大豪紳、靖衛團頭子龍慶樓的妹妹。龍慶樓的靖衛團擁有一百六十支槍，經常配合國民黨軍向紅軍的營地九隴山“進剿”。

 一九二九年第三次反“會剿”失敗后，井岡山根據地在國民黨 “三光”政策之下，到處是一片廢墟和荒涼，到處是一片白色恐怖。為劉真娶龍慶衡為妻之事，當地一些豪紳放出風聲:“這是龍慶樓向共產黨施的美人計?！边@話傳到了時任湘贛邊界特委常委宛希先的耳朵里。就在這時，又有人向宛希先進言:“龍慶衡不是好人，他們是想利用劉真的關系打進共產黨內部搞破壞活動。”宛希先對此信以為真。一次，特委通知劉真開會，劉真沒來，性格急躁的宛希先以為龍慶樓的“美人計”得逞了，于是，立即派人將龍慶衡抓了起來。龍慶衡畢業于永新女校，年輕漂亮，思想進步，傾向革命。宛希先聽不進龍慶衡的申辯，在沒弄清劉真沒及時到會的真實原因的情況下，便下令錯誤地將龍慶衡殺害了。隨后不久，劉真受特委派遣去南昌參加黨的會議，歸途中不幸在吉安落入敵人的魔掌，同年九月被害于南昌下沙窩。這時,敵人借機造謠，說劉真是被龍慶樓所害，龍慶樓是為了給被殺死的妹妹龍慶衡報仇。而這一切又都源于宛希先不該處死劉真之妻。

禍起蕭墻。永新縣委朱昌偕、王懷立即拿宛希先興師問罪。他們以不服從命令為由，將宛希先逮捕入獄，在獄中又遭到王懷等人用鐵絲穿腳筋的殘酷折磨。一九二九年冬，宛希先在永新大灣慘遭殺害，年僅二十三歲。

其實,朱昌偕、王懷等人早在一九二九年初的“柏路會議”時，就對宛希先記恨在心，因他一直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堅決反對殺戮袁、王。這與他們的主張格格不入。另外，宛希先與袁文才又是至交，而袁文才在他們的眼中近乎于“十惡不赦”的“壞人”，這就使得他們視宛希先為袁、王在特委中的支柱而加以仇視。再則，劉真被害，他們完全歸罪于宛希先這個外鄉人。而作為劉真同鄉的朱昌偕、 王懷，他們根本不可能跳出地方主義的圈子。

對于宛希先來說，他十分清楚自己所處的復雜環境和險惡處境,但他忠于革命，忠于職守，胸懷大局，潛心于革命事業。他沒有利用手中掌管的茶陵特區委和茶陵游擊隊來與永新、寧岡縣委相抗 爭，也沒有去籠絡和利用袁文才、王佐的客籍一派來保護自己。這就決定了他這個外鄉人難逃黨內土籍派人士戕害的命運。

 可惜宛希先一生投身革命，早年就讀黃埔軍校，大革命時期入了黨，二十歲參加北伐，為革命出生入死，沒有在戰場上倒下，而是被無情地卷入地方主義和土、客籍矛盾的漩渦，直至淹沒。

 袁文才聽說宛希先被害的消息，震怒不已，想起往日的交情，眼 眶中不禁閃出片片淚花。為此,他大罵永新縣委的朱昌偕和王懷不是東西。

 這事傳到當時特委主要負責人朱昌偕、王懷、龍超清等人的耳 里，使得雙方矛盾不斷加劇，最后發展成為邊界黨內以土籍領袖朱昌偕、龍超清、王懷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同以客籍領袖袁文才、王佐為代表的軍事勢力之間的對立。

 為打擊以袁文才、王佐為首的客籍勢力，他們不顧一切,只要有機會，就向上反映袁、王“問題”，羅列袁、王“罪狀”。下列《報告》，可 謂是“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一九二九年二月，在邊界特委工作的楊開敏到上海所作的書面報告中就認為：“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袁王二人相比，則王較爽直，但都是個性很強，尤不接受批評的，為邊界'特殊黨員’。他們二人根本無改變之可能，因為一則不接受批評，二則不看黨的書報（王不識字），只相信自己萬能,槍桿子萬能而已”。楊開敏在《報告》中還認為：“我們在邊界的工作，受他們的影響很大，許多政策都要遷就他們，恐怕與他們鬧翻了，因為他們都有一部分群眾， 且均為當地的人民，而且一沖突起來,工作更加不好做作。”因此，楊開敏在《報告》中提出：“我們與他們利益的沖突，終久是要爆發的，如果不及時早早加緊他們群眾的奪取，不獨現在阻礙工作進行,而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奪取土匪的群眾，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須特別加以注意才行！ ”

 此刻，正隨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出擊贛南的袁文才，做夢都想不到，在他為革命沖鋒陷陣之時，邊界特委竟朝他的背后捅刀子。同時可見，楊開敏所反映的意見，只是代表邊界特委少數人，而柏路會議中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提出的正確主張，他們不僅沒有接受，而且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一九二九年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在《湘贛邊界工作報告》 中也認為：王佐部隊，“士兵成分純是王佐的老弟兄”，袁文才部隊， “士兵成分完全是老袁的老弟兄”，“所以我們插足不進”。因此，鄧乾元在《報告》中提出：“土匪問題——對此問題，邊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調開，此為上策，二是敷衍以圖安，此為中策，三照六次全會的指示解決之，此為下策?！薄耙垃F時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則請問是否執行下策或另想辦法？ ”

《報告》還大謬不然地講到：“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現在對我們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征，王在袁的影響之 下，亦與我們的關系日趨惡化?！逼溲哉婵芍^是危言聳聽、神乎其神。似乎不立即解決袁、王二人,革命事業將大禍臨頭、毀于一旦。

 上述《報告》顯而易見，邊界特委受黨的“左”傾影響，一直把袁文才、王佐當成土匪，把他們及其部隊的一些缺點和錯誤加以擴大化并視為敵我矛盾。而且邊界特委一些人早就對袁、王深惡痛絕，恨不得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這些情況接二連三地反映到中央，于是，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中 央特派員彭清泉專門來到湘贛邊“來解決袁、王問題”。袁文才對這位中央大員若明若暗的態度以及詭秘難測的言行舉止，似乎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因彭清泉到來之后，連一次見面的機會都沒有給袁文才，更不用說主動深入實際調查了解情況。既然這樣，袁文才也就心灰意冷了。他想,盡管你彭清泉是中央巡視員，你要擺出那副架勢你就擺吧，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咱犯不上求菩薩般地來求你。袁文才傲慢的性格，使他根本不想主動去接近彭清泉，但內心總有一種隱隱約約的不踏實感。

朱昌偕、龍超清、王懷等人不僅向上級黨組織再三謊報袁、王情 況，而且還多次向紅五軍軍長彭德懷、黨代表滕代遠誣告袁、王。使本來對袁、王并不怎么了解的彭德懷對殺戮袁、王一直堅持錯誤的主張。

 據史料記載，柏路會議上彭德懷是主張殺袁、王的。其時，他來到井岡山不過才二十來天時間，對袁、王根本談不上了解，但他對龍超清、王懷主張殺袁文才、王佐的錯誤意見頷首稱是，表示贊同。一 九三O年一月十八日在遂川于田召開的湘贛邊界特委、贛西特委、 紅五軍軍委的聯席會議作出了 “必須堅決解決袁、王”的決定，彭德懷等紅五軍領導也參與了這個決定。特別是二月二十三日，彭德懷接到彭清泉和特委來信，又當面聽了朱昌偕、王懷的誣告后,對于是把袁、王立即殺掉，還是關起來審查，其意見是舉足輕重的。然而， 彭德懷作為當時紅五軍軍委領導人，不察當時邊界黨和紅軍內部的復雜情況，揆情度理,偏聽輕信了特委某些人的不實之詞，草率出兵彈壓，這也是釀成袁、王被殺的一大原因。為此，彭德懷后來也不得不承認在此問題上犯了偏聽輕信的錯誤。可是，已經釀成的惡果，又豈能彌補和挽回？

 再次，“羅克紹事件”，是造成袁、王被殺的直接導火索。

 一九三O年一月十八日的遂川于田會議，作出了“必須堅決解決袁、王”的錯誤決定。而此后不久發生的“羅克紹事件”，對于袁、王被害，起到了一個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

 湘贛邊界第三次反“會剿”失利后，井岡山、九隴山被國民黨湘、 贛兩省“會剿”軍攻破占領，革命處于低潮。因山區天氣奇寒，給養困難，國民黨湘軍吳尚部在大小五井和九隴山區進行一番瘋狂摧殘之 后，從山中撤出，駐防到鄢縣、茶陵、攸縣一帶，其指揮中心設在茶陵。為強化地方反共武裝，湘贛剿匪總指揮部飭令鄢縣、茶陵、寧岡成立三縣聯防指揮部，由茶陵縣反動靖衛團團總羅克紹（又名羅紹 華）出任三縣聯防總指揮。

一九三O年春節剛過，袁文才就帶領部隊到寧岡新城整訓。自從接手縣赤衛大隊長一職后，他一方面想方設法加強和改善部隊的武器裝備，另一方面又努力加強軍事訓練，以提高部隊的整體素質 和作戰能力。

一天，茶陵新編游擊隊隊長吳光濤忽然來到寧岡新城向袁文才 報告，說羅克紹最近幾日住在離茶陵江口只有兩華里遠的蕉坪他妹頭家。聽到這一消息，袁文才興奮不已。自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離開后，袁文才深深感到邊界武裝力量勢單力薄，不足以與敵人對峙抗衡。而要發展壯大實力，必須弄到更多的槍支。他一直在為這個難題而苦惱。為此，他打聽到羅克紹在茶陵江口開辦了一個兵工廠，每 天可以造出一支槍和數十發子彈。他認為這下正好機會來了，決意要活捉羅克紹，并把他的兵工廠搞過來。此外，弄得袁文才傷透腦筋的土、客籍矛盾也促使他想實實在在地做出一點成績來，借此以擴大部隊的政治影響，使湘贛邊界特委這些人不敢小瞧他袁文才，也拿他的部隊沒有辦法。

為穩妥起見，袁文才事先派出自己的得力部下陳慕平、謝桂標 喬裝打扮成算命先生和江湖郎中，到江口探聽情況和實地偵察。同 時，他約來王佐，對這次軍事行動進行認真細致的研究。

二月十一日凌晨，當潔白的晨霜鋪滿大地、殘月還掛在天邊的時候，袁文才早早就起了床。多年來的軍旅生涯，使他養成了早起的習慣，特別是有重大軍事行動的時候，一覺醒來，他就再也難以入眠。他要對即將實施的行動計劃進行一次“過濾”，以防止出現差錯和漏洞。早飯過后，袁文才、王佐率領一支三百多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從新城出發，部隊沿排頭、過蒼沖、出大倉、經龍市，到東上的虎爪坪吃晚飯。這時，袁文才集合部隊講話,他說:“對于槍,我們歷來看作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因為它是我們革命的本錢。我們這支部隊要發展壯大，沒有槍就等于紙上談兵。今天的行動，就是為了搞槍。據 我們所了解掌握的情況，羅克紹在茶陵江口有一個三十多人的兵工廠，每天可以造出一支七九駁殼槍和數十發子彈，我們要把它全部繳過來。對工人不要開槍,要向他們做宣傳,動員他們過來給我們造槍?！痹牟诺囊幌挘袷且恢d奮劑，使大家高興得摩拳擦掌、躍 躍欲試。對于廣大指戰員來說，他們對槍的渴望，遠甚于他們對物資生活的需求。

傍晚時分,部隊兵分三路向江口進發。袁文才要求部隊一路上不要點火，不要講話。他和王佐帶領的兩路人馬，從虎爪坪經社背、 龜邊、獅子刑，到瑞口分路。然后，袁率部穿過大排里到江口，占領通往寧岡的東面高山。王佐則率部沿河直下，向西面迂回包抄,兩老庚共同負責收繳造槍設備和抓獲槍工。周桂春則帶第二中隊占領蕉坪的南面，負責捉拿羅克紹，同時截斷楓坪來路，防止國民黨軍增援。

 江口位于茶陵縣城的東南面，它的東面緊靠江西寧岡。江口是 個有百把戶人家的小坪鎮，只有一條小街。在它正東面約兩華里路有一個小村莊，這就是蕉坪。站在江口的高處，整個蕉坪可盡收眼 底。蕉坪只有二三十戶人家，村子中間是一條東西走向的小河，河的兩邊建有民房。羅克紹的妹婦家里較富裕，住在河的北面靠東頭的 一棟青磚碧瓦大屋。

 清晨五點多鐘，天剛見亮，埋伏在江口東面山上的袁文才與迂回穿插到江口西面的王佐同時向目標發起進攻，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兵工廠壓了過去。羅克紹只用了一個排的兵力負責兵工廠 的防衛，當哨兵發現情況時，立即叫醒還在睡夢中的士兵，倉促地組織抵抗。袁文才當即組織火力壓制敵人，王佐迅速帶領部隊接近目 標。敵人眼見兵力懸殊，勢頭不對，調轉槍口鉆進了后山。袁文才將 一個連留下擔任兵工廠外圍的警戒，其余人員由袁文才、王佐帶領 徑直沖進兵工廠里面。收繳了所有設備，抓獲槍工十八名。

這邊周桂春帶領的第二中隊聽到江口的槍聲后，立即指揮部隊涉水過河，將羅克紹妹婦的房子包圍起來。此刻，羅克紹剛從床上爬起來，里面穿著一件葡萄呢馬褂，外面披著一件中山裝，還沒顧得上 扣扣子，頭上戴著一頂土產白布染成的黃大蓋帽，手持短槍，急促地 朝大門沖出。這時守候在門口的王金標和劉漢生大聲喝道：“不許動！ ”羅克紹驚慌地一邊朝門口沙壩方向奔跑，一邊朝王金標和劉漢 生開槍，但沒打響。劉漢生把步槍一扔，立即朝高大粗壯的羅克紹撲 了過去，雙手卡住他的頸脖子，王金標立刻解下腳上的綁帶把羅克 紹的雙手反綁起來。爾后，對整棟房子進行搜查，搜出兩支新槍，捉 到一個勤務兵。其妹婦則早已從后門逃走。

戰斗速戰速決，一切都在預料和計劃之中。唯感遺憾的是，有將近一半的槍工未抓到。盡管如此,袁文才仍然感到高興和滿意，因他手中現在還有一張王牌一羅克紹，只要這個人在他手里，他就不 愁另一半槍工不乖乖地來寧岡，乖乖地幫他造槍。

 袁文才、王佐滿懷勝利的喜悅，帶領部隊，押著俘虜，挑著收繳的造槍設備凱旋而歸。

 一路上，袁文才在思考著如何利用這些設備盡快制造一批槍支出來，他在盤算著今年剩下的十個多月，最少也要造出二百支槍，然 后將這批武器裝備到部隊，他和王佐的軍事實力將得到大大增強。 而眼下，他還要很好地利用這個羅克紹。平心而論，他與邊界所有的軍民一樣，恨不得將這個作惡多端、罪惡累累、民憤極大的挨戶團團總千刀萬剛。但理智告訴他，這樣做將完全失去這次軍事行動的真實意義，更是一種短見。他要先“禮”后“兵”，要力爭使羅克紹充當他 袁文才手中的一枚“棋子”。

部隊回到新城駐地已是半夜時分。袁文才親自給羅克紹松了 綁，并擺上一桌豐盛的酒宴款待他。第二天，袁文才還邀羅克紹打麻 將，為緩和氣氛，袁文才邊打麻將邊和羅克紹聊天。

此事引起寧岡縣委書記謝希安等人的強烈不滿,因寧岡縣委土 籍革命派一致提出要殺掉羅克紹，而袁文才當即表示不同意，并解 釋說：“要殺他很容易，但我們怎么到長沙去搞鋼鐵、洋硝，怎么造槍？再說，羅克紹已造好的六百支槍又怎么弄出來？ ”于是，袁文才不顧謝希安等土籍革命派的意見，按照他與王佐事先商定的辦法，先把羅克紹關押起來,把兵工廠從新城遷至九保。

然而，一直與朱昌偕、謝希安等人較著勁的袁文才，他認為這次軍事行動完全是出于公心,是出于對加強邊界武裝力量的考慮，加之心不服、氣不順，所以，事前自然也就不愿意跟特委通氣，而事后又未能按照謝希安等人的要求行事。為此，謝希安等便故意借機造勢，立即上告特委，硬說袁文才、王佐“勾結羅克紹”，要投敵叛變。彭清泉和邊界特委一幫人得此報告后，對事情未作任何調查、核實和分析，便立即作出解決袁、王的具體部署。于是，正式拉開了悲劇的序幕。

 身為寧岡縣委書記的謝希安，何以會提出“袁文才、王佐勾結羅克紹，投敵叛變”之謬論？確實令人費解！稍有一點知識和分析判斷能力的人應該懂得，袁文才、王佐帶領部隊端掉羅克紹的兵工廠，并把羅克紹捉押到寧岡。難道有采用這種方式“勾結”和“投敵叛變”的嗎? 這顯然是一種荒謬透頂的邏輯，分明是以此作為借口，有意對袁文才、王佐進行誣陷。因代表客籍的袁文才、王佐與代表土籍的朱昌偕、 王懷、龍超清之間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而謝希安與龍超清則又是同為土籍的至交朋友，所以謝希安不顧黨和革命利益遭受危害和損失的后果，為土籍的利益和朋友義氣而同仇敵忤、兩肋插刀，實 屬“正?！爆F象。

 作為中央巡視員的彭清泉，位高權重，身居要職。然而，工作方 法卻如此簡單，處理問題又那么武斷。

彭清泉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以中共中央巡視員的身份，前往湘贛兩省紅軍部隊傳達“六大”文件和處理袁、王問題的，他于一九二九年底到達井岡山。一九三O年一月十八日主持召開了遂川于田會議。 在這個會議上，由于彭清泉的錯誤指導、決策,作出了 “必須堅決解決袁、王”這樣的錯誤決議。如果說黨的“六大”文件中的有關規定對于袁、王還是一個很遙遠的信號的話，那么遂川于田會議的決議，可以 說已經是一個迫在眉睫的災難——殺掉袁、王，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古人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假如彭清泉能夠多一點調查研究，少一點官僚主義；多一點務實精神，少一點教條主義；多一點民主作風，少一點主觀主義。親自找袁文才、王佐了解些情況，多做一 些思想教育和化解工作，也許事情就會發生轉機，袁、王蒙冤被殺悲劇也許就能夠避免。然而,深受黨內“左”傾影響的彭清泉，加上他在思想認識及處理實際問題時的嚴重片面性和絕對化的錯誤，這就無疑要對革命事業帶來唇亡齒寒和“鸛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慘痛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