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會議自8月5日開始，至11日結束，開了7天。會議決定改組特委常委，選出曾山、王懷、郭承祿、肖道德、李文林5人為常委，郭貞、陳婉如為候補常委，撤銷劉士奇的特委書記，改曾山為書記。

由于八七會議以來，黨內存在的“左“傾思想和情緒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克服，反而隨著有利形勢的出現，進一步滋長起來。同時,由于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導，導致了黨的領導機關產生第二次“左”傾錯誤，出現“立三路線”。

在“立三路線”統治下，二全會議否定了劉士奇執行毛澤東制定的正確路線和政策，把毛澤東從實際出發，“波浪式”發展根據地的指導思想，批評為“保守觀念"、“農民意識"，主張向交通要道和大城市發展；把毛澤東提出的工作重點，應放在發展和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主張，批評為“取消城市工作”，要求紅軍“進攻，進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進攻”；把毛澤東發展地方武裝的政策，批評為“武裝不集中”，主張“把每一支槍都集中到主力紅軍中去”；把毛澤東提出的首先爭取江西的部署，批評為“一切工作都是向后退”，主張“一切工作向北猛進”，以武漢為中心，奪取湘鄂贛。

為此，二全會議在討論黨的政治路線時作出決議，表示接受李 立三對贛西南政治路線的批評，即“攻吉安不是站在整個的政治意義，而是站在反對敵人進攻赤色區域”的批評；其“整個意義”就是“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主動向大城市進攻；不能僅僅用“武裝回答湘系軍閥，保護分田勝利”，還要用“武裝擁護蘇聯，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口號。

同時在猛力批判劉士奇的農民意識、懲辦制度、保守觀念后， 二全會議作出了關于“轉變農民意識”，“糾正懲辦制度”，“打破保守觀念”三個決議。喊出“一切工作向北猛進”的口號。并且部署了三個月內把由3萬發展到15萬，以更“左”的面目強調把“富農分子”、“動搖分子”清除出黨。而且，二全會后的贛西南新特委竟然“大批大批地發現了AB團”，是“AB團充塞了黨的各級地方機關”的始作俑者，為后來“左”傾路線帶給贛西南的更大“災難”，埋下了伏筆。

二全會最后還提出了閉幕后半個月內的工作任務，即在政治上 接受中央的指示，一切工作向九江、南昌布置，一切向北猛進，響 應紅1、3軍團會攻長沙，武漢；召集各地工會代表會議，成立讖西南總工會；實行八打吉安，五次攻贛。

二全會結束后，“立三路線”的執行者，被贛西南根據地的建立、發展和3月分田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在土地革命的實施中，又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消滅富農經濟”，以及侵犯中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過“左”經濟政策和勞動政策，嚴重挫傷了 革命群眾的積極性。他們還執行李立三“絕對集中武裝，一支槍也要集中"的方針，造成在五次攻贛中，瑞金集中所有人槍打籟州，結果贛州打不下，敵五區歐陽光聯防靖衛團乘虛侵占了瑞金平原地區，進行反攻倒算，致使群眾辿受嚴重燒殺。

然而，因為“立三路線”是在革命形勢出現好轉的條件下產生的，所以他提出的過“左”口號，在黨內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當時普遍存在著盡快實現全國勝利的迫切心理和高漲熱情。認為工農武裝暴動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是“決最后勝負的斗爭”，“全國革命高潮己經接近到我們的面前”，堅定并毫不懷疑明天將奪取全國勝利，且充滿必勝信念，愿為之不惜犧牲，浴血奮戰。他們歡呼：“目前斗爭飛快發展，革命高潮已經到了我們的大門前!”狂喊“現在是全國總暴動的前夜”。

贛西南蘇維埃主席曾山參加全國紅軍代表大會和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回來后，響應黨中央“打開南昌、會師武漢，擴大紅軍100萬”的口號，把擴大紅軍作為贛西南目前重要任務之一，決定擴大紅軍10萬，計劃組織30個獨立團，10個預備隊。預備隊沒事不脫離生產，有事調前線去作戰。獨立團即是補充到紅3、4、12、20軍去。還辦了一個大規模的紅軍學校，學生7、8百人。群眾對擴大紅軍熱烈擁護，積極參加。三五成群，成群結隊到蘇維埃政府請求到前方去的，時時、處處可見。各地舉行了送子弟兵參軍、送紅軍上前線和優待紅軍家屬活動，還經常開展各種文藝表演和宣傳等活動。

從8月起，贛西南各縣、區、鄉掀起了送子當紅軍、送郎當紅軍的熱潮，僅萬安縣先后有12000余人參加了紅軍。8、9月擴紅中，出現最好的現象是有許多婦女群眾參加獨立團、預備隊，要求當紅軍。好笑的是，有的地方不讓婦女當紅軍，她們就搗亂。在以后的第八次攻吉中，有婦女獨立團在前線踴躍參戰，尤其永新、興國兩縣的婦女戰士多且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