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二全會議這些天的起起落落，只有這時，劉士奇的心才算 落了下來；也只有在這個時候，他才開始真正的“反省”。自從1929年5月，“奉使命到紅4軍工作，因交通阻隔遂留在贛西”以來，他就像行駛在贛江大河中的一葉扁舟，在波濤兇涌的斗爭中劈風斬浪,一路向前，沒有一刻停留，許多事情他來不及想，也沒有時間去想?，F在，他一個人在家，靜下來了，二全會同意他回中央，他在贛西南這一年多的工作，必須向中央有個交代。

“此次問題起因很小，為什么會弄成這樣嚴重的問題呢？”

他冷靜地想了想，認為近因，是不應當中途退出二全會議，“如果在會議上口頭申明了那些非事實，決不會發生這樣嚴重”。

遠因也有幾點，一是黨的無產階級基礎薄弱，小資產階級感情 沖動所致；二是懲辦制度的結果，許多同志平日受了打擊，無處發 泄，自感沒有出路；三是特委常委因工作環境及斗爭需要，無法集 中辦公，一切工作和問題，常常憑他一個人去處理解決，形成“家長制”、“一個人說了算”，客觀上造成人們所說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四是性情急躁，認定要做或會議決定了的工作，就急著去辦，等不得明天，如有同志消極或遲緩，則嚴厲督責，不留情面；五是黨的水平太低，黨的生活尤其是支部生活過得太少，特委機關支部形同虛設，特委班子同志之間沒有相互批評，許多同志礙于面子，自己有缺點大家也不敢說，缺乏布爾什維克精神；六是感到自己過去的工作方式及工作制度確實不好，引起許多同志的不滿，故不免乘機爆發。

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雖然劉士奇“反省”了自身存在的問題，但這只是表象。真正“引起許多同志的不滿”，“乘機爆發”的原因，是因為他在“反富農路線”斗爭中所犯的“左”的錯誤。

盡管二全會上，與會代表檢閱了他的“懲辦制度”，但在黨內政治斗爭中自以為正確的劉士奇，不知道恰恰犯了幼年黨內斗爭的幼稚病：不能正確處理和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不能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對待黨內同志。一味采取“懲辦主義”，僅以黨內“清洗”,“槍斃“的過“左”行為給以制裁，沒有對所犯錯誤的同志，從思想上、理論上進行分析批判，做到批判嚴，處理寬，使之提高認識,讓錯誤今后不犯或少犯。

黨的“八七“會議后，江西省委極力推行中央的“懲辦主義”，不惜把自己的同志推到敵人的一邊。中央通過的《政治紀律決議案》,指責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執行“機會主義的政策”，“完全是一次軟弱的軍事投機的嘗試”。并給周恩來為書記的全體成員給以“警告”處分，開除譚平山的黨籍，認為南方局、廣東省委配合不力，也給集體“警告"處分，解除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彭公達除解除外，還給予“留黨察看”半年處分等。這種懲辦主義的作法，使親者痛，仇者快，不僅傷害了許多同志，而且給革命帶來了重大損失。這是在組織上過分追究個人責任的打擊政策，濫用組織手段，強制推行“左”傾路線。

劉士奇領導“反富農路線”斗爭，難免受到黨的第一次“左”傾路線的影響，在組織上采取“懲辦主義”的作法，犯有擴大化的錯誤，傷害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尤其當工作遇到很大阻力難以推動時，動不動用“清洗”、“槍斃”的辦法，對待黨內所謂的“富農分子”。他脾氣急躁，方法簡單粗暴，表現出了“個人英雄主義傾向”的缺點和錯誤。盡管當時省委巡視員江漢波、劉作撫及贛西南特委，曾反復指出過他的缺點錯誤，但在劉士奇看來，他進行的“反富農路線”斗爭，是總前委制定的正確路線，自認為是在開展“積極的黨內政治斗爭”，為的是推動土地革命向前發展，政治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是大節。至于自身工作中方式方法和秉性態度問題，是技術小節。所以他有句口頭禪叫做“要加緊黨內政治斗爭，減少技術批評”，以至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雖然有所自省，但是，他認為李文林等“小組織團體”，不是“在政治上有組織、有原則地考察和糾正”他的錯誤，而是“吹毛求疵的搜查一切技術，攻擊個人”。

他根本沒意識到，在“反富農路線”斗爭中，因擴大化和“左”傾造成黨內的“赤色恐怖”對同志的傷害，使這些人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對黨悲觀失望。面對這一現實，人們也感到劉士奇的錯誤之處，但礙于是“二七”會議制定的路線，不敢公開染指，“形成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歷史關系”。公開會上，也缺乏“政治斗爭精神”，怕一旦“提出反對批評”，被劉士奇指為“技術問題，妨礙政治斗爭”之罪名，故只能抓住他那些“枝節”問題不放。

也只有當“立三路線”否定總前委制定的路線，他那不遺余力貫徹執行“二七”路線的“錯誤”，才暴露無遺，同志們壓抑已久的怨氣才吠發出來。劉士奇給中央的報告中自問：“過去一切路線，都是積極的站在中央前委的路線下工作的，為什么這次發生了如此大問題？”由於歷史的局限，雖然他找出了一些自身的原因，但畢竟是一些表面現象，其實質性的問題，恐怕他至死還沒弄明白。

劉士奇調上海黨中央學習，正要處理好家庭問題，他愛人賀怡 突然回家了。劉士奇十分驚異，急忙說：

“你還沒滿月吶，怎么回來了？我正要去找你呢，孩子呢？”

賀怡滿腹怨憤，沒好氣地說：“你現在還顧得了我，顧得上孩子？一個家都被你拆了！”

說著，摧下行李躥進房里，“砰”地將房門關了。

賀怡是6月底由劉士奇安排去贛南老蘇區生產的，諳毛澤覃一路護送到興國。誰知正是攻打南昌、會師武漢時，興國也不安寧，便由地下蔡福蘭帶往田村寶華寺生產，由一姓曾的村民帶路，經崇賢前往東固田村。一路上毛澤覃心里不太高興，悄悄對蔡福蘭說：“她自己才拳頭大，就要生孩子”，護送到目的地后便返回。臨別，毛澤覃送了一把七星劍給蔡福蘭作紀念，這把七星劍現在還陳列在興國歷史紀念館。蔡福蘭在寶華寺旁開了一家裁縫店，負責掩護賀怡。8月初，賀怡生下一個男孩。孩子一出生，就聽劉士奇撤銷職務調回中央，于是不待孩子滿月，便忍痛將兒了寄養在興國，急切趕了回來。一見劉士奇，與親生骨肉分離的痛楚和委屈，令賀怡獨自關進房里，流著傷心的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