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清泉主張不應把工作過分放在籟西，放在攻吉上，是因為當前中央在布置奪取湘鄂贛3省政權的任務下，其斗爭策略，應重點放在準備一省或數省政權的奪取上，不能把斗爭策略僅僅放在一個攻吉上。

     他認為，目前敵人雖然是動搖的，但以兵力，敵人還是占絕對優勢，多次發起的攻吉已經證明，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攻取吉安是徒勞、失敗、沒有結果的。即使吉安奪取了，城市工人沒起來，也是不能取得最后勝利。他說，想“以鄉村來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種幻想。所以，奪取一省數省政權的勝利條件，是要加緊城市尤其是重要產業工人中的工作，組織政治罷工，擴大到總同盟罷工，加強工人武裝的組織與訓練，以創造武裝暴動的勝利基礎。因此，紅色5月的工作重點，應轉到城市工作中去。

劉士奇反駁說，彭清泉的“把重點放在準備一省或數省政權的奪取上”，只是一些不切實際的政治空喊，路要一步步走，飯要一口口吃，只有先建立穩固的贛西南紅色政權，“波浪式前進”，才能爭取到一省數省的勝利。彭清泉之說，其要害是阻撓農民斗爭，反對繼續攻吉。究其根源，是受“城市中心論”的影響，認為農民進城有先于工人階級領導的危險，借口城市工人工作來反對農民進城，曲解農民意識。因此，“我們要從機會主義的深坑里，用火鉗把他挾出來，讓他到神崗山聽聽群眾的喊殺聲，看他還會不會唱'農民意識'的機會主義高調？”

劉士奇接著分析說：機會主義不了解我國處在帝國主義爭奪下 的殖民地國家，工業落后、農村破產、軍閥混戰，加重了農民負擔,農民必然要起來革命的國情；沒有認識到，小城市是農村的手工業區域，很大程度依靠農村，農民需要工業品，地主階級需要農民養活，農民3天不上街，城里人會挨餓，他們是相互依存，有割不斷的聯系；同時，也不懂得吉安城里工人階級力量相當薄弱，并不像上海、廣州、天津等大城市有強大的產業工人，擔負起領導農民革命的重擔。而這些小城市農民卻有攻城的革命愿望，其斗爭可以推動和擴大城市的斗爭，吉安的工人領袖到鄉村參加和領導農民斗爭,中小商人一致盼望紅軍進城這些事實，就是明證。

彭清泉則抗辯，說那些不主張做城市工人運動的人，由于不信 任工人階級的力量，認為吉安贛州袁州這些小城市，不像天津上海 廣州，沒有強大的產業工人，對他們的斗爭抱悲觀態度，覺得鄉村 革命的發展，特別是紅軍的擴大遠超過城市，遠超過工人的斗爭， 因此形成鄉村和紅軍力量可以奪取政權的觀念，而在策略上走向不 注意工人運動，忽視工人斗爭的偏向。

劉士奇說：彭清泉這一觀點有偏頗。說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 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 命高潮的重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斗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 勢力的發展，以為將來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錯誤的。 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階級的領導而 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事實上，“六大"己經指出了那種忽視農民革命的錯誤傾向°

他指出：當前有輕視農民戰爭的傾向，沒有認識攻取吉安的真正意義。攻取吉安是一場波瀾壯闊、真正的農民戰爭，它對于發展 農民武裝，擴大紅色政權，深入土地革命，推動革命高潮奪取一省 數省的勝利，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要在工人群眾中加緊解釋農民斗爭的任務”，以全力鞏固無產階級在農民運動中的領導，而不是輕視和阻礙農民斗爭的發展，反對繼續攻取吉安。

由于他們二人的認識和觀點不同，在繼續攻吉問題上存在嚴重 分歧，導致第四次攻吉，被省委巡視員劉作撫稱作為“無頭無尾”。

在此次無頭無尾的打吉安以后，又隔河打了一次，此為五打吉 安。那時，敵人又在發動對北路進攻，為牽制進攻北路的敵人，也 因那天是5月30日——為紀念“五卅慘案”（《大綱》規定的攻吉日期），特委組織10萬群眾配合地方武裝，沿河散開60余里，個個情緒高昂，喊殺聲震天。贛江東、西兩岸漫天遍野紅旗飛揚，禾槍、' 扁擔、梭標刺破藍天。

第五次攻吉，部署十分嚴密。中鵠、東固、水東區赤衛隊駐神 崗山、東關一帶；萬泰獨立營、儒林赤衛隊駐河西、小湖一帶，負 責騷擾神崗山之敵并威逼吉安城；新好、陂頭赤衛隊和少先隊駐張 家渡、江口、龔家、七姑嶺一帶，控制贛江，截斷吉安城內敵人與 外界聯系。阜田、純化的群眾和地方武裝，在隔河對岸的高山上向 吉安舉行示威大行動，盡管敵人從城內打來大炮，他們都毫無懼色,雖屢次發炮，隊伍均能堅守陣地，不曾亂過陣腳，更無逃離現象。只可惜彭清泉率6軍放棄斗爭，不能拿下吉安。贛西10萬群眾的第四、五次攻吉，如劉士奇所說，若“西、北兩路和6軍同時響應，打下吉安是可能的”。

在紅5月中，許多城市被農民攻陷，贛北武裝群眾圍攻九江，打下了湖口、彭澤、都昌、星子、德安等縣，斷絕了南淳鐵路；贛東北紅軍進攻弋陽、萬年，雖未下，但動搖了其基根；贛南在紅4軍分兵的推動下，攻下了南康、信豐、上猶、安遠、瑞金、于都、會昌7縣。贛西南特委對紅色5月工作有整個的布置，主要是完成贛西南蘇維埃政權，奪取吉安、贛州幾個中心城市。雖未如愿，但贛西10萬群眾的第四、五次攻吉，贛南群眾第一次攻贛，開展了大的斗爭局面，工農武裝迅速發展，土地革命同時深入，黨組織擴大|與領導力量有相當加強，促成了江西統治階級的崩潰，豪紳地主被迫逃奔大城市或上山去打游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