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嚴重關頭，以劉士奇為代表的贛西南特委，領導廣大的 農民群眾在黨內外開展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

當時領導力量確實薄弱，特委6人，5個常委、1個蘇維埃主席,曾山、李文林先后去上海參加黨中央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和全國紅軍代表大會。肖道德代理曾山主持蘇維埃工作，王懷在永新不能過河，叢允中在贛南，特委依然是劉士奇“單人跳舞”，唱“獨角戲”。但是，劉士奇站在斗爭的最前列，緊緊地依靠群眾，采取“積極進攻，轉客為主”的斗爭策略，號召群眾第三次攻吉，始終掌握斗爭的主動權。

1930年4月7日，特委發出《群眾斗爭的策略》的通訊，指出敵人對我們的進攻，“正是表示革命的深入”，是“革命斗爭中必然的現象，革命的勝利必須要經過艱難困苦的斗爭才能鞏固”，要沉著應戰，“不要恐怖、冒險、動搖”。

在分析敵我情勢時指出，現在敵人“以全力對付西北兩路，以很小部分的白匪會同紅黃學會、靖衛團向南路騷擾"，采取“北進南擾”、“南進北擾”的策略，我們則運用“敵南北進”、“敵北南進"的老辦法，側而解決敵人，即敵人向北路進攻時，我們向南路反擊，以攻敵人之薄弱；敵人向南路進攻時，我們同樣向北路反擊，動員和組織群眾以各種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困擾和襲擊敵人，“一切工作向吉安包圍"，轉客觀上的被攻，為主觀上的反攻。

首先，在黨內上下開展反對逃跑主義的斗爭，將那些在敵人進 攻面前，表現出政治上悲觀、軍事上退讓，害怕、放棄、取消斗爭 的黨內機會主義分子；那些在斗爭的嚴重關頭，棄群眾于不顧，畏 敵逃跑，造成極壞影響的黨政負責人；以及鉆進黨政指揮機關首先 背叛，出現動搖逃跑的地主富農分子，統統開除出黨，對情節嚴重 造成危害的，堅決予以處決，殺一批。

在與黨內錯誤傾向作斗爭的同時，還舉行赤色清鄉，赤色戒嚴， 向地主富農反革命作斗爭。特委指出，過去革命斗爭發展太快的地 方，反革命潛伏活動是難免的，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混入赤色區域， 赤色政權。因此實行赤色清鄉、赤色戒嚴很有必要，“只有肅清紅旗下的奸細，才能鞏固斗爭的勝利”。赤區的赤色清鄉、赤色戒嚴非常嚴密，要求各級政權機關管理好各自群眾，各赤衛隊班長、隊長管理好各自一班、一隊人。如發現有思想動搖，表現不好的要捉拿到 蘇維埃究辦。凡生疏行人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沒有蘇府 通行證，無論何人不能通過。同時斷絕水陸交通，挨戶清查，登記 人口。并號召工農群眾：只有階級之分，凡來到自己家里或在其他 地方，發現有行動不對或可疑的人，無論親戚還是朋友，-律報告蘇維埃政府拿辦，用“赤色恐怖對白色恐怖”。在“赤色恐怖”中還找出“AB團”許多線索，發現儒林區有一“AB團”分子任黨支部書記。還有的地方“很技術（苦肉計）的破獲'AB團，，舉行大會示威，槍殺其首領”。從此，各地破獲“AB團”的消息頻頻傳出。

后來，西路行委印發的《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引起了劉 士奇的注意。大綱中列舉AB團的種種現象，如“潛伏在赤色區域內，『假借共產黨的口號如分田、抗債等來欺騙群眾，引誘群眾入圈套。”他看后認為，有些言過其實，是不實之詞。又如大綱中指出AB團的特點“是破壞工農的蘇維埃政府，破壞分田，帶引反動軍隊捕殺工農革命同志，企圖推翻革命，陷工農于九重地獄。"劉士奇說，這是所有反動派的目的與手段，不僅僅指是AB團的特點。大綱中還說“他們最近借軍閥淫威用燒殺政策，威脅群眾加入守望隊，指示工農殺工農劉士奇說，很明顯這不是AB團干的，是北路反動派和還鄉團胡厚基干的，不能危言聳聽。他號召大家“注意不要搞擴大化，防止擾亂階級陣線”。

為了反擊敵人，農歷三月十九即陽歷4月17日，特委書記劉士奇來到延福丁田，主持召開北路行委與6軍1縱聯席會議，討論擊敵一部、恢復敵占蘇區的戰略部署。會議開到一半，就聽幾聲槍響傳來，有人來報，說敵軍逼近，便立即休會。后來才知道，有敵軍士兵在山下故意早早鳴槍，通知我休會應戰。時群眾混亂，大多逃離，劉士奇即組織集中在丁田的200余地方武裝，跟隨6軍1縱同時登山埋伏，與來犯湘敵第41團戰斗了4、5個小時。至下午1時，6軍1縱掩護群眾武裝撤出戰斗，因子彈缺乏，而退進油田九龍山里。敵乘勢將6軍1縱團團圍困，直至第2天，縱隊K柯武東、政委李韶九乘夜組織反擊，分散突圍，才跳出敵人的包圍。這時，敵人正以大力燒殺和辦守望隊侵占赤區，地方黨組織和群眾熱切希望6軍1縱全力支援，能繼續參加對敵作戰，但政委李鄱九以''缺乏子彈，經濟困難”等理由，堅持拉隊伍離開贛西，開往湘東。致使北路遭敵重創，地方黨部與群眾極為不滿。

自丁田一戰后，敵人采取漸進策略，在我無法反攻情況下，一 些赤區漸被消滅。故劉士奇曾批評說：“某些同志，不贊成紅軍武裝保護赤色政權，事實證明是錯誤的。在群眾斗爭的嚴重關頭，6軍1縱離贛開往湘東，其實質是棄群眾于不顧，是機會主義的畏敵逃跑。”

面對白色恐怖和籠罩在黨內外的失敗主義情緒，劉士奇認識到， 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根本意義在于領導工農群眾的實際斗爭，只 有在斗爭中才能奪取勝利，得以生存。即使斗爭失敗，惹起更殘酷 的燒殺，其結果足以增強群眾革命的熱情和對反動派的憎恨，于整 個革命是有益的。如果黨組織不能領導工農群眾的實際斗爭，便無 組織的必要，即便有組織，也失去了組織的意義。于是，他堅持“反客為主”，變客觀上的被攻，為主觀上的反攻。一方面號召各地多開各種會議，如黨內活動分子會議，大會，群眾大會。會議越多越好。當時，特委召開千人以上的大會就有好幾次。各地的大會，特委都分別派人去出席，作政治、理論和工作報告。在開好各種群眾會議的同時，還出版《前敵日報》、《紅旗》等報刊，發表各地的斗爭消息，尤其把贛西南本地，東江、閩西、兩湖一帶斗爭中取得的新勝利，及時報告給群眾。盡量宣傳、發動、組織群眾，調動他們對敵斗爭的積極性，把斗爭放第一位，生產放第二位。因為只有動員廣大群眾的力量，才能把敵人的反動氣焰鎮壓下去。

另一方面，在6軍1縱遠離贛西南的情勢下，鑒于西路組織上存在十分濃厚的地方保守主義，當北路斗爭危急，曾多次去信，要求西路地方武裝向吉安進攻，以牽制敵人力量，西路不僅不執行，甚至連信也不回。特委特別召集西路工作會議，嚴重指出西路赤區領導沒有全局觀念，只求自保，不援助白色邊境被重壓的群眾，不聽從特委統一調動指揮。為此，特委決定加強軍事力量，統一武裝指揮，組建贛西南赤衛軍總指揮部，將各縣特務隊即第4、11、20、30縱隊，擴大為赤衛軍1、2、3、4縱隊，下分中路、北路、西路、東路指揮部，實行軍事經濟集中，選調軍事人才，集中力量打擊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