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復興與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擔當和領導作用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黨生則希望生，黨強則民族興。

1921年7月23日，一個盛夏的夜晚，身著長衫、中山裝、西裝的 10多位有志之士，懷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憧憬，從四面八方趕到上海法租界的一個幽靜小院，輕輕叩響銅環。在一間只有18平方米的小屋, 他們決意向黑暗宣戰，立誓擔當起救國救民的歷史使命，決心為中華民族擺脫苦難、走向復興而拼搏。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作為兩者結合產物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赴日、旅歐留學生中相繼成立，建黨條件基本成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也在建黨骨干中開始醞釀。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取道歐洲來到上海，與從西伯利亞南下的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會合。他們很快與陳獨秀離滬期間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系，并交換了情況。共產國際代表建議及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

李達、李漢俊在征詢陳獨秀、李大釗的意見并獲得同意后，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及日本留學生中的共產黨組織，通知他們各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中下旬，設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 的博文女校，住進了一批教師、學生模樣的青年人。這群人對外聲稱是 “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各地共產黨組織派來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

博文女校怎么會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們的“招待所”呢？這是因為博文女校比較隱蔽，距一大會址很近，步行幾分鐘就能到達，另外李達、李漢俊都與這所學校的校長黃紹蘭頗熟。

時值暑假，學校空著。當黃紹蘭聽李達夫人王會悟說“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要借此住宿時，便一口答應下來。王會悟將外地來滬代表安排在博文女校，還在街上買了些蘆席鋪在樓板上作為床鋪。王會悟無意間做起了中共一大會務工作。

各地代表到齊后，便在住處召開了一次簡短的預備會。來自各地的代表，有的原來就相互認識，有的第一次見面，大家聚集在一起，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相互問候和交換意見，并一致認為應立即舉行黨的第 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一個中國革命歷史上意義深遠的日子。在朦朧的夜色中，各地代表先后來到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為興業路76號）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住宅。

這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為上海典型石庫門式樣建筑，外墻青紅磚交錯，鑲嵌白色粉線，門楣有磯紅色雕花，黑漆大門上配銅環，門框圍以米黃色石條，門楣上部有拱形堆塑花飾，有一種樸實典雅之感。

會議室的陳設簡樸而莊重，正中是一張長形大餐桌，四周放著小圓凳；桌上擺著簡單的茶具、兩只紫銅煙缸；東、西墻邊各安放著一只茶幾和兩張椅子，北面的紅色板壁旁邊放著一張小桌子。唯一光鮮亮麗的應當算是餐桌上的那只粉紅色的荷葉滾邊玻璃花瓶，還有瓶中新鮮的花朵，充滿勃勃生機。

在那張大餐桌四周,坐滿了出席會議的13位代表。他們是：

李漢俊，1890年出生，31歲，湖北潛江人，商務印書館編譯，上 海代表。

李達，1890年出生，31歲，湖南零陵人，商務印書館編譯，上海 代表。

張國燾，1897年出生，24歲，江西萍鄉人，北京西城區文化補習學校數理教師，北京代表。

劉仁靜，1902年出生，19歲，湖北應城人，北京西城區文化補習 學校英語教師，北京代表。

毛澤東，1893年出生，28歲，湖南湘潭人，湖南第一師范附屬小學主事（相當于校長），長沙代表。

何叔衡，1876年出生，45歲，湖南寧鄉人，湖南第一師范附屬小 學教師，長沙代表。

董必武，1886年出生，35歲，湖北黃安人，武漢中學校長，武漢代表。

陳潭秋，1896年出生，25歲，湖北黃岡人，武漢中學英文教師， 武漢代表。

王盡美，1898年出生，23歲，山東諸城人，濟南一師學生，濟南代表。

鄧恩銘，1901年出生，20歲，貴州荔波人，濟南一中學生，濟南代表。

陳公博,1892年出生,29歲，廣東南海人，廣東政法?？茖W校教授， 廣州代表。

周佛海，1897年出生，24歲，湖南沅陵人，日本第七高等學校（相當于中國大學的預科）中國留學生，旅日留學生代表。

包惠僧，1894年岀生，27歲，湖北黃岡人，無固定職業，當時由陳獨秀通過《新青年》雜志發行人蘇新甫介紹暫到報館工作，為陳獨秀指派代表。

此外，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荷蘭人）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兼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俄國人）出席了會議。

這13位中國代表代表著全國50多名，他們的身份大都是編輯、 記者、學生或教師。代表中最年長的何叔衡45歲，最年輕的劉仁靜19歲。平均年齡為28歲，正巧是毛澤東當年的歲數。

陳獨秀和李大釗因事難以抽身未出席會議，然而，在代表們的心目中，他們仍是黨的主要創始人和領袖。會議開始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熱情致詞，由李漢俊、劉仁靜即席翻譯。馬林首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希望中國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作出自己的應有貢獻。尼科爾斯基介紹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情況，建議中國共產黨將代表大會進程及時報告遠東局。接著，代表們商討了會議的任務和議題， 一致確定先由各地代表報告本地工作，再討論并通過黨的綱領和今后工作計劃，最后選舉中央領導機構。

24日，舉行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報告本地區黨團組織的狀況和工作進程，并交流了經驗體會。25、26日休會，起草黨的綱領和今后工作計劃，主要由張國燾、李漢俊、劉仁靜、董必武等參加。27日至29日，連續三天舉行會議，主要是討論黨的綱領和今后的實際工作。 討論認真熱烈，大家各抒己見，既有統一的認識，又在某些問題上爭論不休，會議未作出決定。

29日晚上，馬林曾提議第二天的會議應更換一個地方，以免引起巡捕的注意。大家并沒有引起警覺，認為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時又不易我到合適地方，于是決定仍在原地開會。

30日晚，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題是由共產國際代表講話，對會議討論的各項問題發表意見，然后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選舉中央機構，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當晚的會議尚未開始，一個身穿灰色長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李公館，向室內張望。這個陌生人的突然出現，引起了大家的警覺，當即質問：“你是干什么的？”他含糊地回答：“我找社聯的王主席”，接著又說，“對不起，找錯了地方”，就匆忙退了出去。此處附近確實有個社聯，但并沒有設主席，也沒有姓王的人，這更引起大家的懷疑。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著豐富的秘密工作經驗，當機立斷地說：“一定是密探！ 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離開!”

代表們離開會場不到一刻鐘，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兩輛警車在望志路口停下，車上沖岀十多人包圍了會場，如臨大敵，氣氛驟然緊張起來。三名法國警官帶領四個中國密探進入室內搜查和盤問，除了査到一些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書籍外，并沒有發現什么有價值的證據。室內桌子抽屜里放著的一張黨綱草案，因為涂改很亂，字跡不清，搜查中幸未引起巡捕的注意。法國警官開始詢問，李漢俊用法語沉著應對，加之又得知此處房子是李漢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的李書城將軍的公館，氣氛開始有所緩和。臨走時，法國警官用一種警告的口吻對李漢俊說：“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大概有某種政治企圖。但現時中國的教育尚未普及，民眾也沒有什么知識，談不到有什么革命的舉動。希望你們今后多在教育上下工夫?！狈▏膊蹲吡?，但在四周卻布下了暗探。

有驚無險，幸好代表們撤得快，不然就會給建黨活動帶來重大損失。一場虛驚過去，很長時間留下了一個“謎”，最初闖進會場的密探是誰？現在“謎”底已經揭開，這人叫程子卿，1885年生于江蘇鎮江，讀過三年私塾，又在米店當過幾年店員，煉就了過人的臂力，與上海江湖紅人黃金榮結拜兄弟，被后者引薦到法租界巡捕房，先做巡捕，后升至探長。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期間，也做過一些有益于進步的事。1949年以后，宋慶齡向有關方面說明了情況，程子卿沒有遭受過多的責難，1956年病逝于上海，終年71歲。這樁“公案”也就告結了。

中共一大會場被搜查看似偶然，實則事出有因。要知其原委，還得從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華說起。

馬林在莫斯科作了必要的準備后，于1921年4月初動身來華。他沒有走通常共產黨人往來的遠東秘密通道，而是繞行歐洲來到上海，其行蹤已被幾個國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報，載入檔案。幾十年后，有關檔案終于解密，大白于天下。原來馬林持荷蘭護照進入維也納時，已被當地警察局拘捕。維也納當局派岀官員帶著馬林的護照，專程來到荷蘭王國駐奧地利大使館。荷蘭大使明確告知斯內夫利特（即馬林）是共產黨。經多方營救，馬林才獲釋，隨即被奧地利政府驅逐出境。維也納警察局致函荷蘭大使館，詳細通報了馬林的行蹤：1921年4月16日離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擬自威尼斯乘直達上海的輪船繼續旅行。

荷蘭、英國、日本等國駐奧地利大使都密切關注著名“赤色分子”馬林的動向。荷蘭大使館發岀密電將馬林的去向通知荷蘭駐上海領事館，并通報給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英國大使也密電通知英屬斯里蘭卡、新加坡、中國香港以及英國駐上海領事館。日本駐奧地利大使館則立即將此情報電告東京。

此時各國駐北京大使館也紛紛行動起來，相互通報，商量對策，并提請中國政府注意馬林的活動。雖然各國使館不知道馬林是來擔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但他們已從其身份和經歷，分析出這位共產國際的使者肩負著遠東的特殊使命。從馬林進入上海開始，租界巡捕就進行跟蹤。 由此可見，一大會址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監視、侵擾和搜查事出有因，不足為奇了。

為了安全，必須改變開會地點。轉移出來的部分代表當晚集中于李達寓所，一致認為一大會議不能繼續在上海召開了。在商討新的會議地點時，有人提議去杭州，但代表們感到杭州雖好，卻太惹人注目而被否決。在場的李達夫人王會悟提議：“我老家桐鄉不遠的嘉興有個南湖， 不像杭州那樣人多熱鬧，離上海也更近，往返方便，容易隱蔽。在那兒我們可以租船扮作游客，在船上開會既安全又方便。”大家都覺得這個 安排比較妥當當即決定明天就前往嘉興南湖繼續開會。就這樣，王會悟作為具體安排會務的工作人員，成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召開時唯 一 一位非代表成員。

7月31日晨，代表們分批來到上海北站。經過昨晚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擾，與會人員的警惕性大有提高，并采取了相應的安全措施。為了縮小目標以免引人注意，代表們分成兩批乘車南行，各自買票分散在不同車廂，相互之間裝作不認識。

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因是外國人，途中難免引人注目，因而未去嘉興出席會議。陳公博則由于昨夜在李漢俊家受了一場虛驚，加上黎明時他所住的大東旅館又發生了槍擊殺人案件，一夜之間兩起突然事件，嚇得他不敢再在上海停留，嘉興南湖的會議也不參加了，當天就和新婚妻子乘車避走杭州。

浙江嘉興是一座古代名城，秦朝時稱由拳縣。到了三國時，吳國設嘉興縣。京杭大運河流經嘉興，又是滬杭交通的樞紐，自然就興旺發達起來。南湖是嘉興勝景，因地處嘉興城南而得名，與杭州嫵媚的西湖、 紹興秀氣的東湖，并稱為“三大名湖”。

王會悟在南湖附近的鴛湖旅館定下兩間客房，又委托旅館賬房代租了一艘畫舫。上午10時左右，代表們先后到達嘉興車站，第一批代表到達嘉興后，王會悟帶領他們先到鴛湖旅館，作為落腳的地方，等待其他代表的到來。因時間尚早，王會悟叫旅館賬房租到一條中型游船，她陪同董必武、何叔衡、陳潭秋、毛澤東等，乘船來到湖心島。這個湖心島建于明代嘉靖年間，島中建有一座煙雨樓，因唐代詩人杜牧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而名聲大振。信步登上煙雨樓，只見湖面淡淡的薄霧與天色混成一片，大家一面欣賞湖光山色，一面仔細察看了畫舫劃行路線和停泊地點。第二批代表到達以后，大家一起來到湖畔，通過擺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畫舫。

南湖的畫舫是一種陳設比較考究的游船。寬平的船頭搭有涼棚，便 于遮陽擋雨，觀賞風景。中艙設有桌椅，便于游人飲茶用飯。后艙是供游客小憩和船工住宿的地方。為了會議的安全，代表們帶著樂器和麻將牌，并在中艙的桌上備有酒菜，以游山玩水作為掩護。王會悟還裝扮成歌女模樣，坐在船頭遙望，充當會議的“哨兵”。

11時許，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會議，就在緩緩劃行的畫舫上開始了。南湖會議繼續著上海30日未能完成的議題，先討論并通過《中國 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這份15條約700字的簡短綱領，是黨的第一個正式文獻，確定了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接著討論并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與黨綱規定的目標相適應，提出黨要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并對開展工人運動的組織和宣傳工作，作出了具體規定。

下午，南湖天氣開始轉晴。就在會議繼續進行之時，湖面上傳來一 陣“突突突”的響聲，一艘快艇向著畫舫駛來，代表們經過上海的一場虛驚，警惕性提高了，會不會是警察局的汽艇？大家趕緊收起剛剛討論通過的文件，“嘩啦嘩啦”搓起麻將來。“突突突”聲由遠而近，汽艇從畫舫一側一掠而過，并未前來找“麻煩”。經向船工了解，得知那是嘉興城里一個大戶人家為孩子做滿月的游艇，與警察局無關，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氣。

會議接著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由于黨處于秘密狀態，《宣言》后來并沒有公開發表。會議最后選舉產生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大家一致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并選舉了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下午6時左右，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閉幕。“讓我們再喊一遍口號吧！記得聲音要輕一點。”代表們一齊輕聲呼喊：“中國共產黨萬歲！”……這呼喊聲低沉卻鏗鏘有力，至今仍在人類歷史的舞臺上回響。

由此，中國共產黨順應求民族獨立、謀人民解放的歷史使命，勇立社會歷史發展的潮頭，在南湖紅船上宣告成立了 ！

小小紅船承載千鈞，播下了中國革命的火種，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的跨世紀航程。

35年后的1956年，董必武回到上海興業路76號（一大召開時為望志路106號，1943年改名）一大會議舊址，感慨萬端，借用《莊子?人間世》中的話，揮毫題詞：“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意思是當年的起始似乎簡單，也并不起眼，后來聲勢浩大、驚天動地。

42年后的1963年，董必武重游嘉興南湖，憶起往事，欣然命筆題聯：“煙雨樓臺革命萌生，此間曾著星星火；風云世界逢春蟄起，到處皆聞殷殷雷?！?/span>

今天已有8900多萬名的大黨，正是從這里走出來的。令人嘆為觀止的是，這13個人的小型秘密聚會，成為改變占人類五分之一人口前途的標志性事件，成為改寫中華民族歷史的里程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之所以說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是因為在中國近代這個政治大舞臺上，為著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各個階級都出場過了，各種政治力量也都表現過了，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最后都以失敗而告終。不論是民族獨立，還是人民解放，一個也沒有解決。民族仍在沉淪，人民仍在期待。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開始時雖然人數不多，又處于秘密活動的狀況, 但這個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自己，以工人階級作為階級基礎，代表著新的生產力，能提出解救民族危亡的良方，擁有改天換地的遠大志向，具有戰天斗地的革命精神。中國共產黨創建伊始，就以救國救民為己任，毅然決然地擔當起民族復興的艱巨使命。因此，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時代的呼喚、人民的重托、歷史的必然，是開天辟地的偉大壯舉。

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猶如初升的紅日，開始照耀沉沉黑夜的中國大地，給黑暗的中國帶來了希望。

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就有了科學的指導思想。黨的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以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黨的奮斗目標， 表明中國共產黨從一誕生就同一切資產階級政黨及其他非無產階級政黨有著根本的區別，是中國大地上完全新型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就有了新的領導核心，新興的無產階級就有了自己堅強的戰斗司令部，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就有了可以信賴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中國人民過去的革命斗爭屢遭失敗，根本原因就是沒有一個先進的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

有了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就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運 動的一部分。從此，中國革命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得到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廣泛援助，使中華民族爭取獨立和解放的斗爭有了更加光明的未來。

一條小船，走出一個大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也標示了中國夢的新起點。正如毛澤東所說：“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span>

南湖紅船點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國革命的燎原之勢，使四海翻騰，五岳震蕩。我們黨從這里走向井岡山，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進了北京城由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譜寫了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