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占領平津后，由于戰線拉得過長，不得不一改過去拒絕與中國政府直接交涉的政策，主動上門要求與中國中央政府直接交涉。尤其是攻占武漢和廣州后，日軍雖一時得勝，卻也被拖得筋疲力盡。當時，日本“陸軍在國內僅有近衛師團。而在中國配置了24個師團，在滿、朝配置有九個師團，完全喪失了繼續采取攻勢的機動能力?！币蚨毡拒姴恐匦轮贫恕秾θA處理方略》，其方針是：“目前應以恢復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均應與此相適應。消滅殘存抗日勢力的工作，雖仍應繼續進行，但主要以武力為背景，結合運用謀略、政略?！边@表明日本在改變侵華策略：把在日占區派重兵進行“掃蕩”，恢復治安，作為“根本”任務，而對已失去武漢的國民政府殘存的抗日勢力，則主要實行以武力為后盾的政治誘降方針。

中國抗日戰爭中之所以出現投降傾向和投降活動，與日本的這種政治誘降方針是密切相連的。再就是因為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基本條件， 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的不能速勝，就建立在這個日本國家的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上面?！睂嶋H上，當時日本除了’'這一強"之外，也有“三短”，“總起來說，日本的長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強，而其短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蠻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國際形勢之寡助?！薄爸袊亩烫幨菓馉幜α恐投溟L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蓖督抵髁x者就是看到了暫時的“敵我強弱對比一個因素”，而看不到日本的短處和中國自己的長處，總認為自己力量不夠、武器不精，因而“從前就說，’抗戰必亡’，現在又說'再戰必亡’”在這一思想支配下，汪精衛集團最終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

汪精衛害怕日本軍國主義，一直散布日本不可戰勝的失敗主義思想，鼓吹妥協投降。同時，他還網羅了一批人，形成了一個主張對日妥協的集團，其中最核心的是時任國民政府副秘書長兼代理中央宣傳部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室副主任的周佛海。他們詆毀抗日的主張是 “唱高調”，而自稱他們的小團體為“低調俱樂部”。1938年1月，以 “低調俱樂部”成員為核心，在漢口成立“藝文研究會”，由周佛海任總務干事，暗中與日本進行交涉。3月，汪精衛的干將、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由周佛海安排，以特派員身份多次到香港和上海活動，日方則希望由汪精衛出馬實現中日“和平”。日本“和平”方案的核心是: 日本支持汪精衛在云南、四川及廣東、廣西四省地區建立“中央政府" 等。11月12日和13日，經過連日協議，汪精衛等人決定接受日本提出 的“和平”條件之后，設法離重慶去昆明，公布日華和平解決條件, 并由汪精衛發表聲明同蔣介石斷絕關系，然后乘飛機去河內，再轉香港，與日方配合發表收拾殘局聲明。1938年12月，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致蔣介石等人的“和平建議”電報，即所謂艷電，表明汪精衛與國民黨公開決裂并叛國投敵。到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汪偽國民政府， “自任主席”。至此，汪精衛一伙最終甘當日本的傀儡，成為中華民族的無恥敗類。

汪精衛這種民族投降主義的丑惡行徑，理所當然地遭到國共兩黨及全國愛國人士的一致遣責和聲討。

中國共產黨最先對汪精衛集團的賣國行為進行了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1939年1月2日，周恩來在重慶接見外國記者，嚴正指出汪精衛出逃是叛國行為，《新華日報》也在當日發表題為《汪精衛叛國》的社論及一系列文章，揭露汪精衛集團的賣國罪行?！缎氯A日報》社論，深刻揭露了漢奸汪精衛降日的罪行和實質，并剖析其原因。這篇社論，提高了國人對漢奸汪精衛的認識，推動了聲勢浩大的反汪運動的開展，促進了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展。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汪精衛出走后時局的指示》，指出：“蔣介石駁斥近衛宣言及汪精衛的逃跑與被開除黨籍' 表示了中國主戰派和主和派的開始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部分動搖分子，已經由親日派轉向漢奸集團，這是中國抗戰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大進步，這是目前時局的基本特征?！薄吨甘尽诽栒佟坝靡磺蟹椒ù驌糍u國叛黨的漢奸汪精衛，批評他的漢奸理論，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張即為他的漢奸理論的組成部分”。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也紛紛聲討汪精衛集團的叛國行徑。

1939年6月，毛澤東針對投降活動的出現，在為紀念抗日戰爭兩周年寫的《反對投降活動》一文中說："中華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歷來存在的劈頭第一個大問題，就是戰不戰的問題。自九—八到盧溝橋事變之間，這個問題爭論得很嚴重?！瘧饎t存，不戰則亡，―這是一切愛國黨派和一切愛國同胞的結論；’戰則亡，不戰則存—"這是一切投降主義者的結論。盧溝橋抗戰的炮聲，把這個爭論暫時地解決了。它宣告：第一個結論是對的，第二個結論是錯了。但是盧溝橋的炮聲，為什么僅僅暫時地解決這個問題而沒有最后的解決這個問題呢？這是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政策，由于國際投降主義者的妥協企圖， 由于中國抗日陣線中一部分人的動搖性?，F時人們就把這個問題改變了一點詞句，變成所謂“和戰問題’，又提出來了。在中國內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戰派和主和派之爭?！睂Υ?，“我們共產黨人公開宣稱：我們是始終站在主戰派方面的，我們堅決地反對那些主和派。我們僅僅愿意和全國一切愛國黨派、愛國同胞一道，鞏固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國共合作，實行三民主義，抗戰到底，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泵鎸Τ霈F的投降傾向和投降行為，毛澤東的主張非常鮮明，就是抗戰到底，堅決反對投降活動。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在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的宣言中，就提出了 “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共同進步——反對向后倒退”的政治口號，號召愛國軍民立即行動起來，嚴懲“破壞抗日、團結、進步的漢奸和反動派”及 “投降派”。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制定了反對投降主義的主張、策略和方針，為全國抗日軍民抵制和反對投降暗流指明了方向。

對于汪精衛投降日本的丑惡行徑，國民黨也于1939年1月1日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緊急會議，以汪“匿跡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謬論”，"向敵求和”，"違反紀律，危害國家”，"斷難姑息”， 而決定“永遠開除其黨籍，并撤除一切職務”。次日，國民政府又下令重申《懲治漢奸條例》。之后，全國各地在國共兩黨共同領導下’迅速掀起了揭發批判和聲討漢奸汪精衛的運動。各地的報刊和各地駐軍長官如李宗仁、白崇禧、程潛、顧祝同、宋哲元、陳誠、胡宗南和八路軍的朱德、彭德懷等，以及全國各民眾團體，均一致嚴厲聲討汪精衛的叛國投降行徑。

在陪都重慶，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地方實力派及文化界的《新蜀報》《商務時報》《大公報》等報刊，均發表大量反汪檄文、一致聲討汪精衛出賣民族利益的罪行。針對汪精衛投降日本的丑惡行徑，從 1940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許多抗戰機構、群眾團體、大學教授'、大中學生直至海外僑胞，紛紛發表討汪通電。延安、重慶、成都、昆明、 長沙、武漢、西安等城市，都先后召開了反汪大會

在南方局婦女組的推動下，重慶在“三?八“節舉行了以促進民主憲政和反汪反投降為中心的萬人婦女紀念大會和示威游行；湖南各界在汪偽政權成立的當天即舉行討汪鋤奸大會，并發出討汪通電，痛斥汪精衛“甘邦家于附庸，淪國民為奴隸”，實乃“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誅?！薄缎氯A日報》發表“援助香港反汪罷工工友"的號召后，得到全國人民響應，紛紛捐款捐物。毛澤東也親自捐款捐物，積極參加援助香港反汪的罷工工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昆明出版界的四位印刷工人竟絕食三天，將節余的伙食費和開水費全數捐出，充分反映出中國民眾抗戰到底、誓與妥協投降不共戴天的意志和決心。此外，各地人民還紛紛利用文藝作為打擊汪偽、消滅漢奸的有力武器。聲討汪精衛的漫畫、戲劇新作迭出，一段時間里，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的抗日救亡團體都把聲討汪精衛作為抗日文藝宣傳的中心內容，排演出許多反汪的劇目。還有的救亡文藝團體編演了揭露汪精衛丑行的節目，有的則排演反映文天祥、戚繼光、岳飛等民族英雄、愛國志士的歷史題材的劇目或文藝節目，來抨擊漢奸汪精衛，教育和激勵民眾抗戰到底。還有的中、小學不顧國民政府教育部關于不得擅自改動國文教材的禁令，選擇岳飛的 《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作為教材，還利用屈原、蘇武的故事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傳統教育和對敵斗爭的氣節教育。在廣東曲江、廣西武宣及桂林、重慶、貴陽、昆明、四川涪陵等地還掀起了鑄汪逆跪像的運動，以讓人民永遠唾棄賣國賊的方式，來警醒同胞抗敵意識、激發國人抗戰到底。

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影響和推動下，全國各地各界開展的討汪反投降斗爭取得了極大成功，有力地遏制了民族投降主義逆流的蔓延，保障了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維護與鞏固，進一步推動了抗日戰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