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最初是作為歐洲社會主義學說的一個派別被介紹到中國來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逐漸被人們認可并最終成為中國 一些先進分子的信仰，為紅船精神的形成提供理論來源，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

在中國近代史上,較早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者，而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主要有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資產階 級革命派、無政府主義者。

中國人在自己的論著中最早概要介紹馬克思及其學說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啟超。1904年2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 46至48號上,發表了《中國社會主義》一文，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作了簡要介紹:“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概括其顯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資產階級改良派在懷著“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意愿，向西方學習 的過程中，雖然最先接觸并在自己的論著中提到過馬克思及其學說， 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和認識是非常膚淺和片面的，他們也不打算在中國實現科學社會主義。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社會主義第一次從理論變為現實，這次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展示了廣闊的前景，同時,使徘徊的先進中國人看到了世界文明 的新曙光和民族解放的新出路，自發地聚集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宣傳這一新學說。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十月革命后，中國先進分子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來源主要有三個渠道:一是由陳獨秀、李大釗、李漢俊、李達、陳望道、董必武、彭湃、施存統等人從日本傳入的；二是由蔡和森、向警予、周恩來、趙世炎、陳延 年、聶榮臻、鄧小平等中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從法國傳入的；俄國是中國先進分子接觸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渠道。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報刊 雜志上出現了少量介紹列寧、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等人生平和思想的文章。1920年瞿秋白以記者的身份訪問俄國，及時報道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1921年4月，俄共（布）中央創辦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劉少奇、任弼時等中共領導人曾在這所學校學習。 第三個渠道成為后來中國共產黨人學習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最主要渠道。

然而，在五四運動之前，馬克思主義在各種社會主義思想中并不占上風。在廣大知識分子中，信仰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特別是無政府主義的人遠比信仰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多。五四運動以后， 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和著作大量涌現。除五四前創辦的《新青年》、 《每周評論》等刊物外，各種進步刊物如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其中主要有毛澤東創辦的《湘江評論》、李大釗主編的《少年中國》、周恩來等創辦的《覺悟》、瞿秋白等創辦的《新社會》，以及上海的《星期評 論》、湖北的《武漢星期評論》、濟南的《勵新》、四川的《星期日》、浙江 的《教育潮》等。據不完全統計，五四運動后的一年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傳社會主義傾向的刊物就達200多種。五四運動時期，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被翻譯出版，如馬克思的《資本論自 序》、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被出版了。1920年5 月，陳獨秀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創辦了社會主義研究社、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等，有計劃地出版了《共產黨宣言》、 《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共產主義ABC》等馬列主義書籍，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對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 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的先進分子之所以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紅船精神的理論來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馬克思主義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

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公開發表了《共產黨宣言》，這是為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性的無產階級政黨一“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政治綱領，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對人類社會的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全面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并在總結工人運動經驗的基礎上，對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潮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 判,徹底劃清了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原則界限。馬克思主 義是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和科學世界觀,是全人類精神文明的偉大成果,是工人階級政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

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揭示，對資本主義的深刻批判 以及對科學社會主義理想的描繪,深深地吸引了渴求救國救民真理的中國先進分子。馬克思主義不僅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模式，而且還有其理論基礎一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以及具有建立在這一 理論基礎之上以實現這一理想的途徑——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以其理論的系統性、科學性、革命性及實踐性，從眾多的社會主義流派中凸現出來，深深地打動了中國人的心靈。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1919年10月、11月，李大釗分兩期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該文系統介 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充分肯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稱其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 說”。該文的發表，表明李大釗完成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

1919年11月至12月，從日本留學回國的楊匏安在《廣東中華新報》副刊連載了《馬克思主義》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作 了比較全面而簡要的闡述,論證了社會主義的科學性。該文指出：“馬氏以唯物的史觀為經，以革命思想為緯，加之以在英法觀察經濟狀態之所得，遂構成一種以經濟的內容為主之世界觀，此其所以稱科學的 社會主義也。”這一科學的社會主義出現后，使從來之社會主義“于理論及實際上，頓失其光輝” 。

毛澤東在1936年回顧自己的思想轉變情況時說:“有三本書特別 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 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第二，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迫切需要。

偉大的革命呼喚偉大的理論。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 言》中有一句至理名言：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 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先進的中國人之所以選擇馬克思 主義，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導中國革命的現實需要。

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教訓是中國人民在探索中尋求新的革命火種。毛澤東指出：“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進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當上述西方種種思想、學說、主義都顯得無能為力時,先進的中國人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研究它、宣傳它，無疑是順應了時代的要求，符合了中國革命的需要。

為了滿足國內廣大知識分子了解馬克思主義的迫切要求，在日本學習的李達從1919年秋到1920年夏,花費大量精力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和《社會問題總覽》三部著作，寄回國內出版。這些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的各個組成部分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 對國內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8卷1號上發表《談政治》一 文，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論述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問題, 認為只有“革命的手段”才能實現勞動階級國家的建設。陳獨秀指出： “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拔页姓J用革命的手段 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 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的第一需要”?！拔覀優槭裁匆锩?？是因為現在社會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 段”。“敗壞困苦的中國，須有各階級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夠依群眾的革命熱忱和創造能力涌現出一個獨立的統一的新國家”。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

第三，十月革命的勝利堅定了中國先進分子的理論自信。

20世紀初,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激發了部分先進的中國人將探 索中國出路的目光移向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件大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使先進的中國人或多或少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不滿意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 如1919年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主權的損害，使部分先進的中國人對西方的理想破滅。1919年梁啟超來到歐洲，貧富差距和尖銳的勞資矛盾讓他十分震驚，他在《歐游心影錄》中描述道:全社 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去了羅針的海船,迎著風遇著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一位美國記者直截了當地告訴梁啟超， 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了，這使得正在向西方學習的中國人感到困惑，中 國還要沿著這條路再走一遍嗎？從1921年3月至1922年5月，周恩來以記者身份來到歐洲考察，關注英、法、德等國的經濟、政治問題，歐 洲各國政府之間的問題，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問題，等等。周恩來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實地考察，他深深感到積弊既深的吾國，“似 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

另一件大事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它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民族復興的典范,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指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方向， 從而大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信心。

 1918年,李大釗先后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 《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以深邃的歷史眼光，指 出:“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不獨是俄羅斯人心變動的顯兆，實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顯兆?！薄斑@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 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我們應該趁著這一線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兩次發表宣言，宣布廢除沙皇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在華特權。這一鮮明的對比，無疑更會使中國的先進分子傾向于社會主義，接受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對中國思想界最大的影響，在于它提供了一個將社會主義由理論轉化為實踐、由理想轉化為現實的可操作的“范式”。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的先進分子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認識。他們從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中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矛盾百出， 已經趨向沒落和腐朽，代替它的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世界已經進 入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剝削的階級都要起來爭取獨立和解放，這是20世紀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因此，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不但對十月革命表現了無限的歡迎和向往,而且迅速地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民主主義轉向了共產主義立場，放棄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幻想，決心走俄國人的路。毛澤東指出：“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一這就是結論?！?/span>

第四，馬克思主義在不斷思想論爭中擴大影響。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新文化陣營逐漸發生分化，出現了要不要馬克思主義、以什么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的激烈論爭。

第一次論爭是問題與主義之爭(1919.7—1921.7)。“問題”與 “主義”之爭主要是指胡適與李大釗之間基于各自的信仰所涉及的一 些問題而展開的論爭,較之其他論爭,這場論爭參加的人數并不多,持續的時間也并不是很長，但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影響卻是長久而深遠的?！皢栴}”與“主義”之爭是一場發生在新文化陣營內部的、具有學術辯論形式但在內容上又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論爭。它事關如何解決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本方法，反映了二者指導思想上的分歧。這場“問題”與“主義”之爭，是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的第一 次思想論爭，實際上是一次中國需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不需要革命的論爭。論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探索，影響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選擇，促 使一些激進知識分子向馬克思主義轉變。

第二次論爭是關于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于中國國情的論爭(1920. 11— 1922. l)。這是第一次論爭的繼續，從“要不要主義”過渡到“要什么主義”， 從理論上提出了什么主義能夠救中國，中國能否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這場論爭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從本質上說，這是一次關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實行社會改良和需不需要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論爭。以提倡基爾特社會主義為名而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的人們，既無法說明在中國當時的條件下如何實行基爾特社會主義, 又無法抹煞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下資本主義不可能在中國發展起來的事實。他們在馬克思主義者有力的回擊下，只能敗下陣來。馬克思主義者堅持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經驗的總結，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趨勢的正確選擇。

第三次論爭是在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進行的，圍繞是否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而展開(1919. 5—1922. 7 )。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思潮，反對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統治和權威,提倡個體之間的自助關系,關注個體的自由和平等，幻想不經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而建立一個沒有國家的、完全平等和絕對自由的社會。以黃凌霜、區聲白等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否認中國存在無產階級，反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一樣也是獨裁和專制。在這場論爭中，區聲白三次發出詰難，陳獨秀三次進行辯駁。陳獨秀通過文章、演講、書信 等方式,在革命道路、生產與分配、階級斗爭、社會組織、國家政權等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進行系統的批判，并著重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作用。“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三次思想論爭中，第三次論爭的勝利意義尤為重大。由于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反對現有權威上有著共同點，且長期以來，無政府主義者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因而馬克思主義者曾將無政府主義者視為同盟。通過論爭，馬克思主義者宣傳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學說，解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原則，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劃清了與無政府主義的界限，使大批激進青年弄清了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界限，從而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有些原本是無 政府主義的信仰者也由此轉向馬克思主義，在工人群眾中也基本肅清 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五四”時期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者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論爭，是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的思想交鋒，在中國思想領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論爭中，中國的先進分子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 階級的各種錯誤思潮作了堅決的批駁斗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陣地,幫助一批傾向于社會主義的進步分子劃清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 義，科學社會主義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中三次大論爭的過程,是中國先進分子探求如何改造中國的過程。他們從斗爭中認識到：資本主義行不通,改良主義救不了中國，唯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走俄國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革命 才能取得徹底勝利。

中國的先進分子是經過學習、研究以及反復的比較、論爭，才選擇 了馬克思主義，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時比較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尤其重視階級斗爭的觀點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并把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看作聯系馬克思主義其他原理的一條“金線”，這反映了他們尋找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理論指導的迫切心情。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而廣泛的傳播，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創建準備了思想條件，也就為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精神即紅船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使中國革命找到了救國救民的良方，為中國人民點亮了前進的燈塔。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 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分子樹立了對馬克思 主義的堅定信仰而作出的正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