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一個穩固的根據地，光有一支實力強的軍隊還不行，還必須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機構和政權機構，這樣才能更好地領導、組織廣大群眾支持參與革命事業。

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需要群眾參加的，而在中國最偏遠閉塞的山鄉，如何才能讓人民群眾理解共產黨的革命，爭取到廣大人民群眾真心實意地支持共產黨的革命，這對于根據地的共產黨和紅軍是一個全新的課題。

1928年5月，當工農革命軍粉碎了敵人對井岡山的第三次“進剿”后，毛澤東在寧岡茅坪主持召開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陳毅接任中共紅4軍軍委書記。

在寧同茅坪建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統一領導邊界各縣工農兵政府。邊界各縣、區、鄉都成立土地委員會，領導土地革命。一場前所未有的土地革命運動，在井岡山根據地轟轟烈烈展開。

毛澤東對農村的土改工作早就有所準備。

1927年冬，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剛到井岡山不久，就深入到寧岡的壩上村、洋橋湖等地，開展以土地占有為主題的“寧岡調查”，全面了解湘贛邊界的土地分布和階級狀況。毛澤東采取開座談會、個別談話、找各縣中層詢問等方式，口問手寫，并同到會的人展開討論。

在他后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記載了他了解到的邊界土地占有情況的第一手資料：“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60%以上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農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80%是地主的。永新約70%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約60%。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約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p>

剛到井岡山，立足未穩，毛澤東就奔走于井岡山根據地兩省數縣，就農村土地分布、占有情況做深入調查，因為毛澤東就是從離井岡山不遠的湖南韶山農村出來的，所以他深知土地對于農民意味著什么，也深知，根據地土地改革的成敗，決定著根據地的存亡興衰，決定著中國土地革命的成敗，決定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命運，決定著中國的命運。

在大革命失敗前夕舉行的中共五大上，未能通過一個土地綱領。毛澤東后來對埃德加，斯諾說：“大會給地主下了個定義，說‘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為地主，就沒有再討論土地問題。以這個定義為基礎來開展階級斗爭，是完全不夠和不切實際的，它根本沒有考慮到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性?！?/p>

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被逼得走進這深山鄉村，再沒有退路，不能再敗了。

共產黨人要在農村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有了軍隊，就要有源源不斷的補給，這些大量的物資從哪里來？敵人對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部隊所需糧食補給絕大部分要靠當地解決，那就得依靠農民生產。而要依靠農民生產，首先得解決一個問題-----土地。土地是生產資料，廣大農民不占有土地，不成為生產和交換的主體，就不會有生產積極性，這個前提不解決，后面的物資給養就無從談起。

共產黨人講革命?！案锩边@個詞的內涵很豐富，足以讓理論家著書立說詳加闡述。但對于中國農民來說，他們無須理解太過深奧的理論，他們只需要和他們利益相關的實際。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就讓廣大農民清楚了共產黨的主張。他們覺得共產黨能夠讓他們實現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愿望，讓他們有養家糊口、安身立命、發家致富的本錢和希望，于是就立刻跟著共產黨走了。

這句在井閃山根據地首創，在各根據地流行，并一直延續到解放戰爭后期在各解放區全面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讓數以億計的農民分到土地，他們對共產黨的理解、態度頓時有了質的變化，他們對共產黨、革命的熱情頓時迸發。

如果換成“打土豪，干革命”，有這種效果嗎？

兩千多年前的孟子就知道：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存在決定意識。

電視連續劇《亮劍》有這樣一個情節：

解放戰爭時期，我華野某縱隊政治部主任趙剛給一群國民黨軍俘虜講話，他說道：你們中間，有一部分人的家鄉在我們解放區，解放區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窮人都分到了土地。 你們的親人來信了嗎？有俘虜回答：長官，我來自山東的，我們家鄉也在分田，我家分了 8畝地，還分了一頭牛呢。趙剛說：那我祝賀你啊兄弟，你們家從此有盼頭了。有了自家土地，給一座金山也不換吶！可是兄弟，咱們有了土地，人家蔣介石不干，總想方設法要給搶回去，咱怎么辦呢？俘虜說：那我就跟他拼命! 趙剛：說得好！我們要拿起槍保衛勝利果實，跟他拼命！

就這樣，這批俘虜成了我軍戰士，掉轉槍口打蔣介石了。       

這雖然是文藝作品里的一個情節，但卻是當時的事實。道理就這么簡單，中國農民就這么樸實。這是中國革命的實際，是中國的國情所決定。

問題看似簡單，但其中的內涵很豐富：土地改革代表著共產黨的基本政治主張，也代表著共產黨人的立場和方向，關乎著中國最廣大農民的最切身利益。

調查數據有了，土改的思路和方向也理清了，但怎么改，這是個千古不遇的新課題，需要在實踐中探索。

192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毛澤東以湖南省委討論過的《土地綱領》草案為依據，在根據地內湖南酃縣的中村和桂東沙田進行土地改革試點。

酃縣緊挨著寧岡和遂川兩縣，是井岡山的西大門。毛澤東經過調查了解到，中村的土地情況很有代表性： 7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其中的道任自然村最為典型，全村280畝水田，大土豪鐘倫元一家就占有250畝，占全村土地的90%。

3月24日，毛澤東和酃縣縣委書記劉寅生召開中村區、鄉農會骨干會，根據《土地綱領》草案，確定沒收土豪劣紳的土地平均分給農民；地主家屬也分給適量土地，以給予生活出路。

分田的步驟按四步走：一、召幵群眾動員大會，將人口、土地登記造冊；二、制定分配原則，以原耕種土地為基礎，多退少補，好劣搭配。對無土地無資金的雇農適當給予照顧，多分好田; 三、寫好標有姓名、坐落、面積、四界的竹牌；四、召集群眾，當眾插牌到田。這樣的分田方法，群眾稱為“插牌分田”。道任村 217人，每人分到田地1.2畝。

“插牌分田”首先在中村的道任、龍潭、聯西、羅浮江四個自 然村進行，隨后在整個中村區轟轟烈烈開展起來。

5月至7月，湘贛邊界各縣開始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分田高潮。毛澤東從紅4軍中調集了大批到根據地各縣、區、鄉，發動群眾，指導分田。6月，湖南省委代表給省委的報告中說：“現在寧岡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鄉蘇維埃為單位，由區蘇維埃派人協助鄉蘇維埃將全鄉每家土地、人口調查清楚（如少報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權利），由鄉蘇維埃將人口、土地統計，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據其原有的田數定他應出進多少，分定后出一榜，有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歸其正式營業?！薄罢账麄冞@種方法，每人可分谷8擔，大小人口一樣的多?！?/p>

井岡山根據地開展的土地革命，帶來了一場農村社會大變革:推翻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廣大農民分到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土地。永新縣有些出家的尼姑也還俗分到了土地。

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開國上將陳士榘回憶：“所以打土豪分田地不僅使農民有田種，而且還瓦解了敵軍，使他們的士兵不會積極地反共。有些國民黨士兵因受打土豪分田地的影響，開小差跑回家去。插牌分田后，農民有了土地就會跟著共產黨。分田以后，農民保田的積極性很高，國民黨軍隊一來進攻，農民是真心實意地幫助共產黨紅軍的。……土地法的形成是先實踐，先做工作，爾后成為文字的系統的東西，成為土地法?！?/p>

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可以化敵為我，可讓尼姑還俗，可讓千千萬農民鐵心擁戴共產黨，這足見田地在農民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

當時，還從永新傳出一首《我村田牌毛委員寫》的歌謠：“分田牌，分田牌，我村田牌毛委員寫。毛委員寫的分田牌，子孫萬代不變色?！?/p>

歌謠的誕生有一個故事：這天，永新縣西鄉塘邊村的李振珠正在寫分田牌，由于文化水平低，寫得比較慢。村蘇維埃主席交代過他，全村幾百塊分田牌要一天寫完，不能耽誤第二天農民分田。可一個上午過去了，連一半都沒寫到，他心里暗暗發急。

這時，門外走進一個穿灰布軍裝的高個子，他看到李振珠寫的分田牌，連連夸獎：“寫得好，要得，要得!”

李振珠正忙，也沒顧得上和來人打招呼。來人見他忙得滿頭大汗，和氣地說：“小同志，莫急，我來幫你寫?！?/p>

李振珠這才抬起頭，看到一張熟悉的笑臉?！鞍。∶瘑T！”

李振珠說：“毛委員，你工作這么忙，這里的事我做就夠了?！?/p>

毛澤東笑著說：“分田是農民翻身的大事，還有什么事比這件事更重要啊!”

看到毛委員這么認真，李振珠就不好再阻攔了，一邊幫著磨墨，一邊看著毛澤東寫分田牌。兩人合作，工作進度大大加快，還不到太陽落山，幾百塊分田牌就全寫完了。

第二天，李振珠把毛委員寫分田牌的事告訴了大家。大家聽了十分激動：“我們村里的田是毛委員分的，分田牌是毛委員寫的！” “分田牌是我們的翻身牌啊!”

這個故事很快在湘贛邊界地區傳開，這首歌謠也由群眾創作出來，在蘇區傳唱，流傳至今，成為一段紅色文化記憶。

毛澤東知道，分田對于農民的重要，也知道，給農民分田對于共產黨的重要。所以毛澤東三次到永新的塘邊村，共住了40多天，調查研究，領導分田，并在此實踐基礎上制定了分田臨時綱領17條。

1928年10月上旬，召開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討論了毛澤東起草的《井岡山土地法》。經過反復醞釀修改，12月，《井岡山土地法》正式頒布實行。這個《土地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在根據地幾個縣實行土地革命的第一次實踐。

一場前所未有的、牽涉到千百萬農民的土地改革實踐，并非一次就能做到完美。實踐中發現，這個第一次制定的土地法并不完美，還存在缺陷，如：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這樣就侵犯了中農的利益；土地權屬于政府而不是屬于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而且禁止土地買賣。

后來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井岡山的斗爭》中對中間階級的問題進行了反思。毛澤東認為：“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薄斑@種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p>

中間階層是維持一個社會穩定的強大基礎。在農村要成為中間階層首先要有土地，有了土地才有可能成為中間階層。

意識到政策的錯誤，就要及時改正，這正是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所在。井岡山土地改革中的這些缺憾，后來在中央蘇區制定的興國縣《土地法》中得到了糾正。

1929年4月，毛澤東、朱德率紅4軍進人江西瑞金。11日，毛澤東在雩都縣城主持召開紅4軍前委擴大會，決定紅4軍主力在贛南實行近距離分兵，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發展地方武裝，建立紅色政權，鞏固擴大贛南革命根據地。會后，毛澤東率 第3縱隊到興國縣，發動群眾，開展社會調查，建立紅色政權。

毛澤東在興國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制定一部興國縣的《土地法》。這部《土地法》的一個重要之處是對井岡山《土地法》中的一處，做了原則性修改，即將“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階級的土地”，這樣，就保護了中間階級的利益。為了保證興國的土地改革能準確依法實施，還辦了一期土地革命訓練班，毛澤東親自給大家授課。

興國《土地法》糾正了井同山《土地法》的一個原則性缺陷，最大限度地打擊了土豪劣紳，讓絕大多數貧農分到了土地，并且保護了中間階級的利益。隨著根據地的擴大發展，在實踐中還是發現這兩個《土地法》有需要進一步修改完善的地方。

1929年7月，毛澤東以紅4軍前委特派員身份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參加了在上杭舉行的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毛澤東指導下，大會總結了閩西土地斗爭的經驗，通過了一個重要決議-----《土地問題決議案》。和井岡山、興國兩個《土地法》相比較，這個決議有新的變化，如：對大、小地主區別對待，對地主也酌量分給土地；對富農只沒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而不過分打擊；對中農不要予以任何的損失。在土地分配上實行以鄉為單位，在原耕基礎上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

按照《土地問題決議案》的政策依據，閩西在600多個鄉進行了土改，80多萬農民分到了土地。

閩西的《土地問題決議案》充分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人自我完善的能力和糾錯的勇氣，也彰顯出共產黨人在革命進程中最大限度地讓最廣大人民群眾獲利的原則、對革命對象也給予的人性溫情。

這樣的優良品質，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極為弱勢的情況下，能夠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不斷發展壯大，最終取得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

史學界將1927年至1937年稱之為土地革命時期，突出了土地作為這一時期的主要內容。

其實，在中華大地上，土地在各個歷史發展階段都占據著不可或缺的主角地位。解放戰爭時期，隨著各解放區人民政權的建 立，最早推行的重要工作就是土改。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全國性的土改。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召開，討論由中共中央建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6月28日，此《土地改革法（草案)》獲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兩天后，毛澤東主席簽署命令，正式頒布《中華人 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新的全國性《土地改革法》同以往老解放區的土改政策相比，在一些內容上做了重要修改：一是由征收富農多余的土地和財產，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二是由沒收地主在農村的一切財產，改變為只沒收其“五大財產”，即只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的糧食及其在農村多余的房屋，其他財產不予沒收。三是增加了對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規定，即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以地主論。四是保護中農（包括富裕中農）的土地及其財產不受侵犯。

這些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的新《土地改革法》，極大地兼顧了國情的各個方面，作為一項國家大法，顯得更加成熟。

從1950年冬開始，一場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土地改革運動，在全國新解放區展開。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和臺灣省外，廣大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連同老解放區，完成土改地區的農業人口占全國農業人口總數的90%以上。整個土改中，3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共分到了沒收、征收來的土地7億畝。

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使我國農村的土地占有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占農村人口 92.1%的貧農、中農，占有全部耕地的91.4%。這個數據標志著幾千年來中國農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得以實現。

除了土地，廣大農民還從土改中分得了大量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耕畜296萬頭、農具3944萬件、房屋3795萬間、糧食100多億斤。

農民從土改中獲得了巨大的物資利益，他們的生產力得到空前的發展：1951年糧食、棉花、油料農產品產量分別比上一年增 長8.7%、48.8%、22.4% ；1952年又分別比上一年增長14.1%、26.5%、12.5%。農民們的貨幣收人也得到快速增長:1953年比 1949年增長123.6%，購買力增長111%。

數字有力地證明，獲得土地的農民，讓中國農村生產力呈迸發態勢。

中國作為農耕社會歷史悠久，土地一直集中在官府和地主豪強手中，廣大農民僅僅作為勞動力租種土地，收人大部分作為租金上繳。農民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卻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遇到災荒，農民們只有逃荒要飯。這樣的不公，一直是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動蕩不安的社會根源。

在中國近代史上，明確提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洪秀全，一個是孫中山。

太平天國起義后，天王洪秀全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短斐锂€制度》主要內容是：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和年齡平均分配土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分九等，照人口（不論男女）均分，15歲以下減半。其制度的核心是“均田”，目標是實現“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理想。

《天朝田畝制度》頒布于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時。 《制度》頒布后不久，天京糧食供應緊張，洪秀全批準在安徽、江西等地“照舊交糧納稅”?！罢张f交糧納稅”的政策，還是仿照清朝的辦法，即地主是田賦的主要交納者，征收地丁銀和漕糧。這表明，太平天國在頒布《天朝田畝制度》之后，因為政權根基未穩卻繼續連年征戰，未能全面實行這一制度，又回到了地主占有土地并向農民收租的老路上了。洪秀全的“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終成為曇花一現的泡影。

孫中山提出過類似構想。192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于1月下旬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一大”，正式提出了他的“三民主義”政治主張。對其中的“民生主義”，孫中山的解釋為：“一日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标P于“平均地權”的主要內容有：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照價征稅，并于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反對土地權為少數人所操縱。同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發表了《耕者有其田》的演說。他提出了關于解決“田”的主張：由政府采用將田地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的方法，將田集中后分給農民。孫中山不愿得罪地主階層的貌似溫和的“平均地權”設想還沒來得及實施， 就因為他的逝世而不了了之。

真正在全中國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

中國大陸暴風驟雨似的土地改革浪潮，穿過波濤洶涌的臺灣海峽，撞擊著臺灣島。退居孤島的國民黨明顯感受到了來自海峽對岸的土改沖擊波。

1949年2月，陳誠就任臺灣省主席，開始了臺灣的土地改革。

親身經歷了國民黨的慘敗和劇痛，陳誠退臺后也在反思，國民黨的失敗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個深層次原因，土地問題 是“中國大陸落入共產黨手中的一個主要理由”。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土能養人，也能葬人。道理誰都懂，但真正悟透做到卻不容易。

其實，陳誠早在大陸竭力“圍剿”紅軍時，就關注著共產黨在蘇區的土改運動?？谷諔馉帟r期，他擔任湖北省主席時也在轄區內推行過“二五減租”，即在糧食收獲后，優先提取25%的糧食給佃農，剩下的75%由地主和佃農對半分。這可以認為是他受到共產黨在蘇區土改的啟發。

臺灣的土地改革第一步就是實行“三七五減租”。所謂“三七五減租”，就是陳誠在抗戰時推行的“二五減租”的翻版?！叭呶鍦p租”規定，佃農向地主租種耕地所繳納的地租，最高不超過主要作物收成的37.5%，同時取消押租金及其他不合理負擔。而當時臺灣的一般租率都在收成總量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達70%。

政策還未出臺，臺灣的地主們就一片反對聲。面對此狀，陳誠放出狠話：“‘三七五減租’工作一定要確實施行。我相信困難是有的，調皮搗蛋不要臉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p>

陳誠當時兼任著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透過話音，那些反對的人們看到了他背后那黑洞洞的槍口。

從1949年5月下旬開始，20天時間里，臺灣地主們出租的25萬公頃（約合375萬畝）土地，全部實行了 “三七五減租”。

1951年，臺灣土改進人第二階段：公地放領。《臺灣省公地放領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規定：租用公地的農民，每年的租額為產量的25%，連續交上10年，土地就歸耕種的農民所有。

臺灣土改的第三階段“耕者有其田”從1953年幵始。《讀施耕者有其田法條例》規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當于中等水田3甲（1甲為14.55畝，約等于1公頃）或旱田6甲，超過限額的土地一律由當局征收，由原租用耕作的農民受領。政府以贖金的形式支付征收地主超標準土地。

臺灣的土改，讓底層農民獲得了較大的利益，這對于刺激生產，緩和農村的階級矛盾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臺灣土改的實施，為臺灣日后的經濟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臺灣作為孤懸海外的一個省，和全國大陸地區省份土地改革基本同步，在全省范圍進行了土改。這件事說明，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對土地的需求和認識是相同的。

兩岸在土改問題上不約而同實現了一次“統一”。

中國作為傳統農業生產大國，農民與土地問題一直貫穿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稍有疏忽閃失，后果將不堪設想。作為人口大國和傳統農業生產大國，農業一直承擔著社會穩定基礎的重任，而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是幾個農民悄然開啟的，也和土地有關。

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嚴金昌來到嚴立華家，這里是平時村民們聚會的點。之后，全村20戶農民有18 戶的戶主陸續來到這里。這些中國最底層的農民沒想到，他們這天晚上所干的事情將載入史冊。

他們要討論的是土地的“大包干”問題。這個問題很大，是“禁區”，誰都不好先表態。當時的有關政策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p>

副隊長嚴宏昌下決心打破沉默，他說：“我們隊委會三個碰了個頭，打算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但有一條，各家要保證交足公糧……”

窗戶紙捅破后，現場熱鬧起來。大家意見逐漸統一了：不干全村就要挨餓；為了全村人不再挨餓，干！

老農嚴家芝擔心地說：“這事要被上頭發現了，你們幾個弄不好要坐班房，你們的大人小孩怎么辦啊?”

“你們是為我們村民出的事，到時候，我們誰個也不能裝孬， 全村湊錢湊糧，把你們的小孩養到18歲！”另一位年長的村民答道。這個提議得到了大家贊同。

隨后，嚴宏昌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保證書”：“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作（坐）牢剎（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p>

嚴宏昌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最上面，下面依次是其他19戶戶主的名字。到場的人在自己的姓名上按下了鮮紅的手印。

莊嚴而帶悲壯的一按，悄然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按鈕。

大幕拉開，釋放的是生產力。

井岡山開始的土地革命，讓廣大的農民分到了土地，這意味著，一夜之間，農民們從無產者變成了有產者。

農民們心里清楚是誰讓他們成為有產者的，他們自然會選擇擁戴誰、跟著誰干！

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能贏得農民；誰能贏得農民，就能贏得中國。這是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

“有恒產者有恒心”，孟子講的道理，農民們懂。

中國共產黨人做的，是順應了民心。